處遇一個加害人，能夠保護許多的被害人!!!!!!!!!!!!!!!!!!!!!!!!

壹、研究問題與意識

「…我自己在實務工作上，反正虞不虞犯，孩子就在那裡!因為『虞犯』是我們定義的啊…對我們來講，其實沒差的!...但是這些孩子還是在我們手中!今天他還是在我們手中啊!今天你用這個法條讓他接受感化，或是被安置，過了他還是回到社區啊!...那回來還不是在社區我們的手中嘛…。對我們唯一比較好的優勢是，當我們沒輒的時候，那我們就請法院…他的虞犯行為…。那只是說…現在我們要另外想對策，再『多一點』幫助這個孩子!…」（專家L）

「隔絕教育有隔絕教育的好處，它是不得已，不是必然!可是『在外面』不能掌握…」（專家Q）

「少年司法」僅是整體少年政策的一部分，少年政策還包括人口政策、家庭、教育、社會福利、醫療衛生、警政等（郭豫珍，2005a）。少事法從1962年制定、1970年少年法庭成立迄今，乃至1997年大幅度修法，仍有若干問題需待修法或調整，如殘存的刑事文化餘毒、資源/預算/執行/人力不足問題等，但最主要的難題，還是來自社會機制的殘缺薄弱，及議題倡導的不足，使少年司法系統無法達成原初的美好理念。

在少年及家庭福利政策部分，脆弱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單向救助思維，使許多家庭獨自承受各項悲劇，社會工作原應在被排除者與主流社會間，進行協調整合的工作，使低社經或弱勢家庭的結構限制得以被打破，積極協助家庭的動力與功能得以發揮（Chambon et al., 1999/2005；湯淺 誠，2008/2010）。然而，目前切割的方案、片斷的福利服務、僅認同「被害者」基調的政策方向，並不能適切地提供少年及其家庭有效的服務，只是徒增各公私立機構單位在資源重疊與聯繫上的困擾。

國家不安全時期，教育體系代表「國家」規訓人口思想及素質，警政單位也協助將少年人口驅趕回校園；社會不安全時期，新保守主義執政團隊，歸咎升學主義與學校教育功能不足，使少年產生挫敗經驗、偏差的人際相處及價值觀；經濟不安全時期，教育「市場化」，而犯罪集團也將「校園」視為營利場域，警政體系更鎖定「校園」成為秩序控制的圍城。這些「以教育為主，警政為輔」的規訓權力，對少年人口持續進行監管，不僅形成Foucault所謂的bio-power，也是國家治理者的政治策略運用。

當前，在學校教育的淘汰機制下，教師喪失「為人師表」的正向功能，成為協助市場培育競爭力人才，及排斥弱勢階級少年的推手。績效導向的警政體系，再次對成人社會進行「分數」規訓，並運作系統性排除的「政策效應」，製造犯罪少年。上述種種，遮蔽了預防與輔導的實質內涵，權力伸展則以「控制」及「排除」手段呈現。

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不同於美國自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同於英國的福利國家危機。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實踐是從威權國家體制啟航，直接導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劇變，這些轉變下出生的新世代少年人口，並未經歷上一代的政經情勢震盪，而是享有炫目繁多的經濟成就及資訊媒體。

少年司法體系，以1971年、1997年為知識區劃的分期，使少年犯罪治理由成人刑事司法，導入教罰並重（實為懲罰性質），繼之，轉向教養保護的立法原則。臺灣少年司法體系的歷次變革，並未藉此翻轉國家治理者，及成人社會對待少年階級的態度，尤其是有觸法經歷的少年，諸如福利、教育的排除機制，和美英國家不分軒輊，甚至更為惡化。警政體系的政策效應及績效導向、刑事司法的文化遺毒，與少年矯正機構的資源投入不足等，都不過是國家決策的系統性排除效應。

英美傳統文化對於貧窮問題，將其區分為「道德的窮人v.s值得同情的窮人」，對於無業遊蕩者，早期也是傾向將其視為犯罪人，認為他們可能造成社會失序的隱憂。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雖然建構福利國家模式，但是沉重的政府財務負擔及福利依賴問題，使英國社會對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感到質疑。美國則自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美英主政者有意識的帶領下，轉向新自由主義治理，大幅邁向開放市場經濟、去管制化與國家責任的削減，這些做法促成更嚴重的社會不安全氛圍，「少年犯罪問題」則成為政治策略運作的議題。

在少年犯罪問題的思考上，侯崇文（2003b:14）提醒我們注意:一、全方位：教育、經濟發展、均富政策、擴大就業機會、所得分配等；二、貧富差距的問題：社會階級惡化，貧窮人口增多，貧富差距擴大，城鄉差距；三、家庭價值；四、青少年需要好的社會化。許福生（2009）也觀察到，現行青少年政策的發展，是以問題導向為主，其他發展導向的參與、發展、和平、教育、就業、健康等層面較為不足，這會影響政策如何形塑少年人口的概念，也會影響社群大眾對少年族群的對待方式。

從戒嚴時期到近年，臺灣少年犯罪的型態，大抵而言，就是時代不斷累積的產物，諸如幫派、殺人強盜、恐嚇取財、吸毒、偷竊、飆車/公共危險、校園霸凌等類型，相較於戒嚴時期、解嚴初期，少年幫派、殺人強盜等重大犯罪已有減少，毒品、性犯罪等逐漸增多。相對地，在少年犯罪治理部份，少年警察逐漸轉型（雖仍侷限在績效評比等制度框架），少年司法體系於1997年的變革，兒少福利權益的日益周全，雖使臺灣少年犯罪治理走向不同於美英國家的保護觀點，但卻仍是由成人社會主導的控制模式，「少年邊緣化」的處境，並沒有改變，反而在國家治理者的懷柔策略裡，抹消他們所應享有的公民權益和尊重，導致權力更形弱化。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使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與社會政策上不斷同質化，這種發展有美國帝國主義的陰影，也有國際組織如IMF與世界銀行的推手，更有源自個別國家對西方「先進」國家的迷思，如果不能看清這個表象，思考深層的結構脈絡，則有可能盲從追隨美英國家「全球化腳步」的治理意識型態。

在美英國家少年犯罪治理轉變的歷程，犯罪學理論從關注少年成長的社會結構因素等犯罪實證學派，到反對少年司法過度干預的的標籤理論，與理性選擇、嚇阻的犯罪學新古典學派所延伸的嚴懲化政策等。此外，英國的少年犯罪治理實踐，也應用控制理論的論點，強調父母責任、社區連結、警政等非正式與正式控制機構的作為。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pecifical pattern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juvenile delinquents in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treatment institutions in Taiwan 

• 本文發表於2005年12月29、30日「Young Game 攻略－關懷青少年研討會」（指導單位：內政部兒童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工會全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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