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兒童與弱勢證人的司法支持:
美國與加拿大法庭輔助犬制度研究
Protecting Children and Vulnerable Witnesses through Judicial Support: The U.S. and Canada Courthouse Facility Dogs Programs
卓雅苹/國立中正大學犯罪學博士
壹、兒童與弱勢證人保護的新契機
當兒童或弱勢者(包含性侵被害者、家暴目擊者、心智障礙者等)被要求在嚴格的法庭場域中面臨對抗性質的詢問時,這個過程本身可能觸發或加劇原先的創傷反應。近年心理與法學研究指出[1],法庭環境對這些證人不只是造成焦慮或短暫壓力,而是可能導致「心理再創傷」(re-traumatization)、言語與記憶受阻(memory retrieval impairment)、證詞斷裂或不完整,甚至因羞辱與恐懼而主動迴避出庭或中斷證言。此問題不僅危及個人身心權益,也直接侵蝕司法程序的正義性與有效性,使當事人的證言權與司法審理對事實真相的探求受損,更可能造成錯誤定罪或錯失追訴機會[2]。
為保障兒童及弱勢證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心理安全與作證能力,部分國家率先引入法院輔助犬(facility dogs / courthouse dogs)作為司法創新措施。美國於1990年代引入輔助犬(Jeeter)協助兒童與少年證人出庭。截至目前,美國已有約20個州通過專門立法,允許合格犬隻陪同兒童、心智障礙者或其他弱勢證人作證,另有多數州則透過法院裁量或政策同意採行[3]。除了美國之外,加拿大、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亦已相繼引入或試行法院輔助犬,以推動司法過程中更具人性化的支持措施[4]。
貳、法庭輔助犬的理論基礎
法庭輔助犬在實務上多被視為一種「動物輔助干預」(animal-assisted intervention, AAI)或「動物輔助治療/支持」(animal-assisted therapy/support)。生物親和假說(Biophilia Hypothesis)認為人類天生對動物具有親近傾向,這種本能有助於降低警戒與放鬆情緒[5]。人—動物關係/依附理論(Human-Animal Bond/Attachment Theory)強調人與動物間的情感連結能降低孤立感,並增強安全感與信任感,進而促進情緒調節與心理復原[6]。社會支持理論(Social Support Theory)指出,在高度壓力情境下,若個體能獲得情感支持、陪伴與安撫,便能有效緩解焦慮、恐懼或創傷回憶所引發的心理負荷,而動物作為「不具評價的支持者」能提供穩定的情感支持[7]。
認知—壓力調節理論(Cognitive Activation of Stress/Stress Regulation Models)則指出,動物的存在能分散注意力、減少對負面刺激的過度聚焦,並藉由調節生理反應(如降低皮質醇)來幫助受害者或證人在法庭中承受壓力[8]。行為與認知交互模型則認為,動物在治療或支持過程中可作為「中介者」,降低語言與情緒上的防衛,使當事人更容易敞開心胸,營造自然、柔和的互動氛圍[9]。近年更有學者提出整合人—動物互動模型(Integrative Models of Human-Animal Interaction, IMHAI),將心理學、神經科學與行為學結合,強調跨物種情緒共調與身體互動對心理復原的重要性[10]。
除此之外,法庭輔助犬制度的核心理念是「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 care),創傷知情的基本假設不是所有兒童或弱勢證人一定經歷過創傷,而是司法制度應認知到「創傷的可能性」及其潛在影響[11]。法庭輔助犬能顯著降低兒童證人在作證過程中的焦慮,使其更能專注於陳述事實[12]。此外,法庭輔助犬不僅能安撫情緒,也能在結構化的司法場域中營造「非威脅性」氛圍,增進證人對司法程序的信任與合作[13],這些效果並不因證人是否真的有臨床創傷而受限,而是基於一種預防性保障機制,以避免司法制度成為再度加害的來源。
參、美國法庭輔助犬之立法與判例
美國各州對於法庭輔助犬的立法與法院裁定,反映出司法體系對於提升證人,特別是弱勢證人(如兒童、智障人士或性侵害受害者)心理安全與證詞品質的重視。截至2025年9月,已有41個州實施相關計畫,並有超過350隻經專業訓練的犬隻在法院系統中提供服務[14]。
一、明確立法規範
截至2025年,已有20個州制定明確法律,允許在刑事或民事訴訟中使用法庭輔助犬[15]。以華盛頓州為例,《華盛頓州法庭輔助犬計畫》(RCW 10.52.110)立法允許法院在司法程序中使用法庭輔助犬,特別是幫助18歲以下或有發展障礙的證人減輕焦慮、促進作證。法院可自行決定是否允許其他證人使用輔助犬(表1-1)。輔助犬需由認證人員(certified handler)陪同,可進入法院及相關場所。使用輔助犬前,申請方需提交動議,說明犬隻資格、保險、與證人的互動關係,以及減輕證人焦慮的理由。法院認為適合時,應在紀錄中說明理由並允許證人在作證時由輔助犬陪伴。法院須採取措施避免陪審團因犬隻產生偏見,包括審前詢問、限制視線及提供陪審團指示。
表1-1 美國《華盛頓州法庭輔助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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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法條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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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院授權 |
法院可以酌情允許法院設施犬(courthouse facility dog)在任何司法程序中由證人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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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制允許類別 |
如果法院有可用設施犬,必須允許以下證人使用:未滿18歲者,或具有發展障礙(根據RCW 71A.10.020)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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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選擇類別 |
對於不屬(2)款的證人,法院可以允許他們在作證時有設施犬陪伴(如果有可用犬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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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場域進入權限 |
設施犬及其認證操作員可以進入法院建築、服務/訓練/行政/外展地點、執法調查相關地點,以及民事或刑事司法事項相關地點,包括公共住宿、公共交通、兒童倡導中心、學校、日托、執法機構、律師辦公室、檢察機關、醫療設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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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院規則制定 |
法院可以制定其內部規則來實施設施犬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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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認證操作員 ID卡 |
經認證的輔助犬組織必須為領犬員發給識別卡,內容包括姓名、組織名稱與聯絡資訊、「經認證的法院輔助犬訓導員」字樣,以及可進入授權地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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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定義 |
認證領犬員:經訓練並在法律體系工作之專業人員。 法庭輔助犬:由經認證輔助犬組織培訓,持續訓練,專為司法程序提供安靜陪伴,並能與領犬員配搭進入授權地點。 |
資料來源:整理自RCW 10.52.110
維吉尼亞州《法典》第18.2-67.9:1條(Va. Code Ann. § 18.2-67.9:1)規定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得使用經認證之法庭輔助犬以協助證人作證;阿拉巴馬州《法典》第12-21-147條與第12-21-148條(Ala. Code §§ 12-21-147 & 12-21-148)規範註冊治療犬及認證輔助犬於特定法庭程序中之使用;佛羅里達州《法典》第92.55條(Fla. Stat. § 92.55)允許在適當情況下使用治療動物或輔助犬;伊利諾州《刑事訴訟法》第106B-10條(725 ILCS 5/106B-10)明定在兒童或具發展性或智能障礙者作證時,法院得允許使用法庭輔助犬協助作證;路易斯安那州《修訂法典》第15:284條(La. Rev. Stat. § 15:284)明確規範法庭輔助犬之使用程序;亞利桑那州《法典》第8-422條與第13-4442條(Ariz. Rev. Stat. §§ 8-422, 13-4442)要求法院允許未滿18歲之被害人在出庭作證時,由經認證之輔助犬陪同,並規範相關之程序、保險與認證要求;密西西比州《法典》第99-43-101條(Miss. Code Ann. § 99-43-101)則屬兒童證人保護條款,授權法院得允許經訓練之輔助動物或安慰物品於作證時陪伴證人;密西根州《法典》第600.2163a條(Mich. Comp. Laws § 600.2163a)亦規範法庭支援犬或支援人員之陪同作證程序。
二、法院裁判准許
在美國多個州,儘管尚未有專門成文法律授權「法庭輔助犬」於證人作證時出庭陪伴,法院仍透過法官裁量或上訴法院判例認可此種安排,以協助兒童或其他弱勢證人更完整、穩定地作證。
在紐約州的People v. Tohom(2013)案[16],法院允許受害兒童在出庭作證時由「安慰犬」(comfort dog)陪同,以減輕情緒壓力並促進完整證詞。在加州People v. Chenault(2014)案[17],兩名年僅11歲與13歲的女童於出庭作證時,法庭准許其旁邊安置一隻名為Asta的輔助犬,法院援引《證據法典》第765條(California Evidence Code § 765)對14歲以下證人免於不當騷擾或羞辱之保護規定,認定審判法官具備裁量權允許此類安排。判決指出,陪伴犬能有效降低證人焦慮、促進完整陳述,同時法庭亦採取「低干擾」佈置、預先提醒陪審團不應受輔助犬影響等措施,以盡量減少對被告的不利偏見。
在康乃狄克州State v. Devon D(2016)案[18],最高法院審理兒童性侵案件時指出,雖然州法並未明文規範輔助犬陪同證人作證,但初審法院得基於程序控制與證人保護的需要,行使裁量允許「安慰犬」(comfort dog)陪同證人。法院並強調法官必須在記錄中進行「平衡檢驗」(balancing test),評估輔助犬對證人作證之協助與可能對被告公平審判權造成的不利影響,從而決定是否允許此安排。此案成為司法實務承認輔助犬陪同作證的重要里程碑。
賓夕法尼亞州在Commonwealth v. Purnell(2021)一案中,13歲且具有自閉症的證人A.H.於刑事審判中獲准由「安慰犬」(comfort dog)陪同作證。審判法院在陪審團入場前先行安置犬隻,使其隱於證人席下,不被陪審團看見,並特別指示陪審團不得因犬隻存在而對證人產生不當同情。被告主張此舉侵害其公平審判權,但賓夕法尼亞州上訴法院認為法官具有裁量權允許支持性動物陪同弱勢證人,而該安排並不必然對被告造成偏見。法院並引用康乃狄克州State v. Devon D.案的平衡檢驗標準,以評估證人保護措施與被告權利之間的調和。本案再次確立,即便缺乏明文立法,法院仍得基於程序管理與證人保護需求,允許輔助犬進入法庭協助弱勢證人。
肆、加拿大司法實務中的法庭輔助犬
在加拿大,法庭輔助犬已逐步被納入司法實務,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中,協助弱勢證人(如兒童、受害者或有特殊需要者)提供證詞,雖然目前尚無明確的法律條文專門規範輔助犬的使用,但《刑法典》第486.1條(Criminal Code, R.S.C. 1985, c. C-46, § 486.1)規定,年齡未滿18歲或有身心障礙的證人,可申請由其選擇的「支持人員」陪同作證,法院已將此條文擴大解釋,認為經過專業訓練的輔助犬可視為「支持人員」,陪同證人作證。此外,《加拿大受害者權利法案》第6條(Canadian Victims Bill of Rights, S.C. 2015, c. 13, s. 2, § 6)賦予受害者申請證人輔助工具的權利,進一步支持了法庭輔助犬在法庭上的使用。
加拿大許多允許犬隻出庭的裁定屬於地方法院(trial-level)判決。2015年在R. v. K. (J.L.)案[19],卑詩省地方法院首次明確允許受過專業訓練的出庭輔助犬陪同年幼證人出庭作證。法院指出,弱勢證人因年齡與心理壓力,在法庭上容易產生高度焦慮,影響其表達能力與證詞完整性。因此,法官裁定可讓輔助犬在不影響陪審團或法官中立判斷的前提下進入法庭。判決強調,這類支持措施屬於證人適應(testimonial accommodation),旨在確保證人能提供真實、完整且可靠的證詞,同時不侵害被告的公平審判權。2016年R. v. Marchand案[20],卑詩省高等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允許名為Caber的法庭輔助犬協助具有溝通或語言障礙的證人。法院指出,為避免對陪審團造成不當影響,法官採取多項程序保障措施,包括限制犬隻在法庭上的位置、避免陪審團過度注意犬隻,以及透過審前或審中指示(jury instruction)強調輔助犬的存在不代表證人較為可信。法院最終認定,經適當規範後,輔助犬的使用能兼顧弱勢證人的保護與被告的公平審判權。
2018年R. v. Benjamin案[21],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裁定,當證人因創傷或情緒困擾需要協助時,法院可允許支持犬(support dog)及其領犬員(handler)陪同證人出庭。法院認為,支援犬與領犬員可被視為《刑事法典》第 486.1條所規範的「支援人士」(support person),協助證人管理焦慮、穩定情緒,並促進完整且可靠的證詞。Benjamin案明確將犬隻與處理人納入法律允許範圍,並提出操作規範(表1-1)。此案成為法院允許輔助犬陪同證人的重要先例,對保障弱勢證人及維護公平審判具有示範效應。
表1-2 加拿大法庭輔助犬操作規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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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法官裁定與論述 |
操作規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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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犬使用的法律標準 |
法官指出,第486.1(2)條規定,法院可核准支持人士(support person)陪同證人作證,標準是「有助於證人完整坦誠地作證」而非「必要」 |
審查支持犬申請時,只需證明其使用「有助於」證人作證即可,不必證明「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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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是否可作為支持人士 |
法官認定犬隻的領犬員(handler)符合「證人選擇的支持人」定義,因為政策與保險要求犬隻始終由人管理,犬隻不可單獨出現 |
支持犬必須有固定的領犬員全程陪伴,確保犬隻行為受控且符合法院規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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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與支持犬互動條件 |
法官考量Ms. A在使用犬隻時的心理狀態,認定犬隻可降低焦慮並促進作證 |
犬隻使用應基於證人心理需求,可評估證人焦慮或心理健康狀況,由專業人員記錄使用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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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量原則 |
法官強調,證人意願及受害者服務工作者建議均為考量因素,支持犬使用符合司法正當程序利益 |
申請程序中應提交證人意願與專業工作者意見,並明確列出裁定依據 |
資料來源:整理自R. v. Benjamin, 2018 ONSC 5070 (Ont. S.C.J.).
伍、美加法庭輔助犬制度對我國司法的啟示
跨國研究成果證實法庭輔助犬能有效支持兒童及弱勢證人,降低焦慮並穩定情緒,提升證詞可靠性[22]。Howell等人[23]發現倖存者在犬隻陪伴下更易敞開心扉、保持冷靜,協助加害者認罪。Meyer等人[24]指出法官認為犬隻可提升證詞準確性與誠實度。澳洲研究[25]也顯示,法庭輔助犬有助降低兒童與青少年的焦慮,改善庭區氣氛。亞洲目前僅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由現代婦女基金會引入法庭輔助犬;日本則已於2014年起啟動法庭輔助犬計畫,協助遭受創傷的兒童在法庭上順利作證、減輕他們的壓力。
在臺灣,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9條,法院應提供被害人或證人安全出庭之環境與措施;《家事事件法》第11條、第108條,法院可安排社工或適當人士陪同兒少出庭,以減輕心理壓力、確保其表意權;《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19條之一「少年及家事法院應提供場所、必要之軟硬體設備及其他相關協助,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於經費不足時,由司法院編列預算補助之。」。然而,在刑事訴訟程序與性侵害案件中,實務上仍缺乏諸如法庭輔助犬的制度,保障兒少或其他弱勢證人在法庭獲得心理支持而完整作證。故參照美、加兩國法庭輔助犬制度及司法實務,本研究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一、立法及制度授權建議
為保障兒童及弱勢證人在司法程序中表達意見與近用司法權之權益,建議司法院參考美國伊利諾州《刑事訴訟法》第106B-10條,研議修正《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有關兒童及心智障礙者等作證之特別保護措施,建議修正條文:「在偵查或審判程序中,於性侵害犯罪、家庭暴力罪、傷害罪、殺人罪、或其他足以影響被害人生命、身體、自由之暴力犯罪案件,法院或檢察官為保護證人之陳述權及程序參與權,得依職權或經聲請,對於下列人員作證時,命為適當之保護措施,以維持程序之公正:一、年齡未滿十八歲之證人。二、具有中度、重度或極重度智能障礙者。三、具有發展性障礙,而致難以獨立應對作證壓力者。前項保護措施,法院得視必要情形裁量為之,其內容得包括下列方式:一、調整作證方式或順序。二、限制旁聽或採取其他保密措施。三、允許經專業訓練之法庭輔助犬陪同證人進入法庭或偵查場所,以協助穩定情緒並促進其順利陳述。」藉以明確規範法院得酌情允許經專業訓練之法庭輔助犬陪同兒少、智能障礙者或受創傷者出庭,消除現行司法實務對犬隻陪同出庭之法律地位不明的爭議,並提供各級法院統一適用的法源依據。
二、建置「法庭輔助犬運用指引」
在明文立法之前,可依據《法院組織法》第88條,審判長於法庭之開閉及審理訴訟,有指揮之權,並由司法院擬定「法庭輔助犬運用指引」,內容包括:
(一)釐清適用範圍
法庭輔助犬的使用應適用於涉及弱勢證人的證詞作證情境,包括性侵害、家庭暴力、兒少保護案件與智能障礙者等,皆應納入適用範圍,明確界定範圍,既可保障證人心理安全,也可防止制度濫用。
(二)法庭輔助犬與領犬員明確定義及認證
法庭輔助犬:必須由專業訓練機構培訓,通過行為及心理穩定性評估,定期復評,確保犬隻能在法庭環境中維持冷靜且不干擾證人作證。
認證領犬員:需接受法律、心理或社工專業訓練,熟悉法庭程序及證人保護措施,由認證單位核發資格證明。領犬員不得單獨出庭,必須全程陪同犬隻並監控其行為。
(三)明定法院裁量原則
法院裁定是否准許使用輔助犬,應以保障證人心理安全、促進完整表達及降低焦慮為主要考量,同時保留對被告公平審判權的平衡檢驗權。裁量應兼顧證人需求與訴訟公正,並於裁定中書面說明平衡分析,確保程序正義。
(四)使用程序與裁定要求
申請程序:證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須向法院提交書面動議,附上犬隻訓練證明、保險文件、與證人互動方式及心理需求說明。
裁定規定:法院裁定須書面記錄裁定理由、平衡檢驗分析及限制措施,例如犬隻位置安排、陪審團指示,並建議設置全國統一申請表格及審查流程,以方便各級法院操作與監督。
三、實務操作建議
(一)平衡檢驗與低干擾措施
法院在准許使用輔助犬前,應審查其對證人作證助益及對被告公平審判權的潛在影響。應採取低干擾措施,例如將犬隻固定於證人席下,或於庭前向國民法官說明犬隻存在不影響證人可信度,以維護審判公正。
(二)心理支持評估與使用監控
使用前,應由心理師或社工評估證人焦慮、創傷或壓力程度,並紀錄評估結果作為判斷依據。使用期間,認證領犬員應持續監控犬隻行為,記錄與證人的互動情況,作為日後研究、政策修訂及制度改善的實務資料。
(三)全程陪伴與安全規範
輔助犬不得單獨出現,必須由領犬員全程陪同。進入法庭及相關司法場所(檢察機關、法院、家事服務中心、公共住宿、公共交通、學校、執法機構、律師辦公室、醫療設施)時,必須符合公共安全、衛生及建築規範。犬隻須完成疫苗接種及健康檢查,領犬員需具備緊急處理能力,確保制度安全。
(四)培訓、資源與倫理審查機制
建議司法院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庭輔助犬操作指引,包括犬隻訓練標準、領犬員職責、使用流程及紀錄保存方式。所有輔助犬使用案件應納入倫理審查及專業諮詢機制,確保制度兼顧兒少保護與司法正當程序。配套資源應包括專業訓練補助、犬隻保險及維護經費、跨院區犬隻共享制度,確保制度可持續運作並兼顧專業、倫理與財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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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tate v. Devon D., 321 Conn. 656, 138 A.3d 849 (Conn. 2016).
[19] R. v. K. (J.L.), 2015 BCPC 139 (B.C. Prov.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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