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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壓力管理

編者:卓雅苹

主題4.1 家庭壓力源

家庭壓力有負面影響，也有正面效果，端視承受壓力者以何種方式因應和看待。相對地，對於助人者而言，我們必須正視家庭力量的侷限性，當家庭產生「壓力累積(stress pile-up)現象，以致無法因應內在生命週期與外在社會變遷時，我們就必須提供足夠的資源給予協助(張憶純、古允文，1999）。另一方面，不可忽視對家庭韌性(resilience)的關注，即每個家庭都有獨特的家庭凝聚力、溝通方式、互動關係、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建議可以從家庭優勢的角度探討家庭調解壓力的歷程(陳惠茹，2015) 。

有關家庭壓力的來源與累積過程，建議參照下表，檢視個案的實際狀況:

表6. 不同家庭生活週期的壓力源

家庭生活週期階段		壓力源
第一階段	沒有小孩的年輕夫妻	四大壓力領域：工作與家庭壓力、財務與經濟壓力、家庭內在的壓力、疾病與家庭照料的壓力。包括換工作、工作不如意等，債務問題，家務分工問題，親友生病等。
第二階段	養育孩子	買車、醫療花費及政經情勢造成的經濟壓力，懷孕及養育的壓力，戶外活動的增加，工作不滿意及親友生病等壓力。
第三階段	有學齡兒童的家庭	子女學課業及戶外活動、雜務、手足衝突與子女管理的家庭內在壓力，父親缺席，工作不滿意及經濟等壓力。
第四階段	有青少年的家庭	維持家計及子女教育花費的經濟壓力、子女教養問題的家庭內在壓力等。
第五階段	子女離家	子女教育問題、子女離家所帶來的轉變及經濟問題等。
第六階段	空巢期	嚴重的經濟壓力、雜務、疾病、失落、婚姻及性關係問題、親友生病壓力等。
第七階段	退休	經濟壓力、醫療照料的花玻及生病所造成的不便、父母配偶親戚或朋友的生病或死亡等。

資料來源:Olson & DeFrain(2000)

表7. 家庭壓力源分類

【內在的】：

壓力源事件是家庭內某人所引起的，像酗酒、自殺及暴力等。

【外在的】：

壓力源事件是家庭外某人或某事所引起的，像地震、恐怖主義、通貨膨脹及對女性極少數族群的文化態度(歧視)等。

【常態可預期的】：

家庭生活週期中可預期的壓力源事件，像結婚、生育、子女離家、青春期、衰老及死亡等。

【非常態不可預期的】：

非預期的壓力源事件，像中樂透、離婚、早死或當人質等，這些事件不一定都是悲慘的。

【模糊的】：

無法獲得事件的真實性，它是如此的不清楚，以至於你無法確定它發生在你的家庭中。如：老闆計劃要去解僱20﹪的員工，但卻沒有說出要解僱哪些人？

【非模糊的】：

很明確的壓力源事件包括發生了什麼以及何時、如何、發生多久及發生在誰身上等，像接下來的2到3小時正有暴風雨逼近。

【自願性的】：

是一種願望事件能被洞悉及爭取。如：自由地選擇更換工作、大學入學，或是想要懷孕。

【非自願的】：

不是尋求的事但卻發生了，像裁員、突然失去親愛的事物等。

【長期性的】：

持續很久的情形，傢糖尿病、化學治療及種族歧視等。

【暫時的】：

在短時間內發生的事，但卻是嚴重的，如斷腿、失去工作、考試不及格等。

【累積的】：

壓力源事件一件接著一件，因此沒時間來得及解決，這種情形是很危險的。

【孤立的】：

單獨發生而且很明確。

資料來源: 引自周月清、李文玲、林碧惠譯（1994）

整體來說，壓力論則考慮到施虐者行為與外在環境的相互影響。Barth & Blythe(1983)曾提出三種壓力模式，首先是現象學模式，認為個體之特質及其壓力調適方式，兩者會影響一個人對突發事件的回應，因而促成兒童虐待的行為。其次為生活轉換模式，其假設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的變換，會有不同的階段任務形成壓力源，如新生兒、失業、離婚、喪偶等，因未能有良好的因應而發生兒虐行為。第三是社會模式，則凸顯貧窮所造成的長期壓力，特別是低社經之家庭普遍缺乏社會資源。

互動論者則以家庭系統來觀看彼此的不良互動，如Hecht(1996)歸納出五種家庭互動因素所造成的兒童虐待：1.家庭面臨經濟、失業等生活事件的影響，無法對兒童有耐心進行管教；2.父母爭執時，將怒氣發洩在孩子身上；3.孩子站在爭執中父母其中一方；4.孩子之行為或長相和其中一位父母很像；5.父母在爭執中權力較少的一方，變相地以控制孩子來擁有權力。

★ 案例討論：

阿明，男性，40歲，因為對案母、案妻及其國小子女施暴，由家防中心轉介。服務初期，阿明遭逢父親罹癌去世的悲傷，曾喝農藥自殺未遂，而被害人之一的案母也因悲傷過度，情緒低落，對阿明有許多抱怨。再加上，阿明因手腳受傷，難以求職、經濟拮据，故常藉喝酒麻痺自己，但夫妻間感情不合，常在酒後發生爭執、口角，殃及家中年幼子女。

在為期近2年的服務歷程，阿明曾因無法勝任送瓦斯工作，面臨失業又求職不順、案母憂鬱症發作，使他受到多重壓力，選擇喝酒麻醉自己，且在案妻的言語碎念下，引發衝突。整體來說，阿明長期缺乏情感支持，雖然渴望照顧家庭，但卻常陷入慣有的負面思想和暴力行為。

主題4.2 兒虐與目睹兒少的身心危機

在台灣，沈瓊桃(2004)發現婚暴合併兒虐的情境有四種：1. 家暴發生時，子女因為在場或制止而不小心被波及；2. 子女因為在場或制止而一起被打；3. 婚暴夫妻將不滿的情緒移轉至子女；4. 教訓子女時波及到配偶。沈瓊桃(2006)進一步指出，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具有顯著的關係，一年內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的合併發生率高達65.2% (包括精神、肢體暴力等各種傷害形式)，有近四成(39.6%)的家庭同時有夫妻與親子之間的肢體暴力，另有超過1/4的家庭(26.2%)發生嚴重婚姻肢體暴力合併嚴重兒童肢體虐待的情形。

至於，可能導致兒虐事件發生的因素，則包括:1. 背負家庭經濟壓力；2. 對婚姻品質感到不滿意；3. 人際關係疏離；4. 缺乏親情互動；5. 有藥物、酗酒習慣；6. 缺乏親職知識與能力；7. 曾有受虐經驗；8. 挫折容忍力低；9. 兒童本身因素，如：具過動、懶散、愛哭等特質；10. 社會經濟環境因素所引發的親職壓力等(許學政、楊麗容、蔡嫈娟，2008）。

另一方面，雖未直接受暴，但目睹家內暴力事件的兒少，他們的反應模式因年齡大小有所不同，年幼的孩子較為不知所措，隨著年紀稍長，則可能出手保護母親，制止父親的暴力行為(沈瓊桃，2004)。家暴事件對目睹兒少的影響，除了生命、身體健康層面(如注意力不集中、頭痛、胃潰瘍等)外，心理發展上也可能發生若干障礙(參下表)，進而衍生出暴力行為的學習效果，使兒少將暴力的錯誤認知帶進人際互動，或未來的家庭生活(蘇益志，2005)。

表8. 目睹兒少的負面心理發展影響

年齡層	內在感受	情緒困擾	行為問題
學齡前期	負面的自我概念(形象)、焦慮、恐懼等	缺乏同理心內向退縮	容易出現尿床、吸咬手指、指甲及攻擊同儕等行為
學齡期	憂鬱、生氣、害怕及罪惡感等複雜交錯的情緒、低自尊(低自我價值感)	自責(認為自己做錯事導致父母間的衝突) 缺乏自信(怪自己沒有能力阻止暴力發生)	兩極化的表現:一者因自卑感或害怕衝突，希望受到別人肯定，故過度討好別人及力求表現；另一則基於宣洩受創情緒及強烈保護自己的需求下，出現攻擊破壞等行為
青春期	低自尊(低自我價值感)、對生命、未來的不確定感、無意義感	對人的不信任感、疏離感、無法自我肯定無法擁有正向、和諧的人際互動、無法與異性建立親密關係	攻擊、暴力行為(反社會傾向)、過度討好、倚賴他人、逃家逃學、自我傷害或藥物濫用等

資料來源:蘇益志(2005)

許多目睹兒少在家暴情境下，經常係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對於目睹兒少的危機處理，除應著重在兒少的情緒安撫與自我保護計畫，以保障其安全為目的外，建議專業輔導人員也應傾聽目睹兒少的心聲，瞭解他們面對家內暴力事件的想法、感受，並共同討論面對危機的解決策略，以增強他們因應家暴的能力(潘國仁，2012）。

主題4.3 施虐/暴者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

(一)家內危機的評估層面

在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專業輔導人員的評估方向，可分為三個層面：家庭系統、施虐者本身的認知能力、施虐者的自我功能。因為這類施虐者通常具有低社經、親職教育能力不足的特點，所以，適度的示範和教導是重要的，而輔導重點應以不再對孩子施虐為目的(蔡素琴、廖鳳池，2005）。

學者翁毓秀(2012) 指出，強制親職輔導不同於一般親職教育輔導，建議輔導人員應具備兒童虐待的成因模式、家庭動力、家庭成員關係、相關的家庭福利服務措施等，才能了解問題，並與其他社工人員共同合作，其並以中部三縣市為對象，整理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執行流程，參圖3。

基本上，在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執行層面，會先有社工進行課程時數規劃，諮商輔導人員等投入輔導實務，前者著重於增進施虐者的親職教養能力，而後者則較重視施虐者的自我瞭解與成長(蔡素琴、廖鳳池，2005）。有關成效的評定，則應由兩者達成共識，相互合作。

有關實際操作，王大維（2010）建議根據家庭壓力理論，諮商心理師對於個人和家庭的危機介入服務，必須要評估到這個家暴事件可能衝擊到那些脈絡系統？涉及哪些相關系統的成員? 他們是否適合進入會談? 建議第一至二次的會談，可以提問的問題指引包括：

1. 家庭成員是否瞭解並接納影響他們的壓力源?

2. 在面對困境時，家庭是視為以家庭為中心的問題?或只責難其中一兩位成員?

3. 家庭成員所呈現出來的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或是以責難為導向?

4. 家庭成員彼此之間容忍度的一般層次為何?

5. 家庭成員彼此之間是如何相互承諾?

6. 家庭中存有多少相愛的情感?

7. 家庭成員彼此之間溝通的質與量為何?

8. 家庭被視為一個團體之凝聚力的強弱為何?

9. 家庭角色的彈性為何?

10. 家庭成員會使用或是逃避家庭外的資源嗎?

11. 家庭成員是否可以成為他人的資源?

12. 是否有家庭暴力的證據?

13. 是否有物質濫用的證據?

上述這些蒐集到的資料可以對應家庭壓力理論，瞭解案主的調適能力和家庭韌性是在哪個層次；第二、三次會談則可以將焦點放在案主所擁有的力量，並透過心理教育與技巧訓練來補足所欠缺的因應能力。

圖3.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流程圖(引自翁毓秀，2012)

(二)多元整合型的合作模式

家庭暴力防治需要不同網絡共同合作，包括社工、諮商、醫衛、警政、司法、教育等單位，以家庭為中心，提供被害人與加害人服務到位與及時的協助。

比較理想的作法，實務工作者認為應自系統的觀點，建立多元整合型的合作模式，組織個案評估委員會，結合不同專業人員對施虐者進行評估，並統整社會資源、進行全面規劃。這意謂著強制性親職教育課程，可以是「教育」、「諮商」、「治療」或「職訓及輔導就業」，而評估的範疇則可兼顧施虐者的日常生活，以及和受虐者的親子互動關係改善程度等(蔡素琴、廖鳳池，2005）。

其次，有鑑於婚暴併兒虐的合併發生率相當高，每四個有兒少的家庭，就有一個過去一年內有嚴重肢體暴力的婚暴併兒虐問題，呼籲婦保與兒保社工應相互配合，避免服務輸送的斷層，危害案主的人身安全(沈瓊桃，2004)。因此，建議對於行為較輕微、屬突發性的施虐者，依兒少法進行處理，降低施虐者對強制親職教育的負面詮釋；對於影響生命、長期、嚴重的施虐行為，則依家暴法來處理，經由法律流程的啟動，配合法院裁定、警政公權力、社政和醫衛的輔導課程安排，使不同網絡單位的角色各適其用，以提高施虐者的配合度和輔導成效(蔡素琴、廖鳳池，2005）。

但在目前的實務場域，翁毓秀(2012) 研究發現，在強制性輔導教育的專業互動上，縣市政府社工希望與受委託單位有更多專業上的互動，如個案接受課程時數的討論、對預期情況的擔憂等。但目前能將強制親職教育的服務方案委託出去，已經非常勉強，對於進一步的其他要求，如到宅輔導等，縣市政府做為委託單位，感到無奈多於滿意，僅能接受現狀。

雖然如此，我們仍可在各方面多加努力，諸如：考量暴力家庭常有孤立無援、貧困、家醜不可外揚、性別暴力的父權信念等，思考如何提升父母因應環境與家庭壓力的能力，有助減少父母間的暴力衝突，進而減少兒少目睹暴力的機會；學校與兒童服務體系，應加強家暴防治的宣導，並排除兒少向正式資源(如113婦幼保護專線)求助的困難，增加專業人員通報與協助的敏感度，避免兒少產生習得的無助感和二度傷害，並獲得即時的救援(潘國仁，2012）。

最後，為了解決家庭的「資源缺乏」、「資源障礙」和「資源無效」問題，可以運用個案管理或照顧管理服務，使專業人員對家庭能夠提供一系列完整的服務，如提供婚姻或家庭諮商、親職教育、暫時或課後托育、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互助支持網絡等，也能夠協助擴大家庭各系統的資源(張憶純、古允文，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