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禁率」是否等同於犯罪的指標？Nils Christie在《犯罪控制工業時代的來臨》一書中，帶領我們穿越一群又一群的數據，揭露他所欲探求的問題真相－「犯罪控制成為一種工業，更制度性與企業化經營，反映出當前的犯罪控制晚近（後現代）時期所強調犯罪風險管理的特質，強調犯罪人的整體控制與管理，並預設犯罪人不可信賴，因此更多人被關到監獄中，所呈現的隔離與威嚇的意識型態」。
對現代犯罪控制的省思，是貫穿本書的主題，但Nils Christie「『我乃是要嘗試建構一個完整的詮釋』，而詮釋之依據為現代社會中一些主要現象的觀察……我並不是在創造一些封閉的觀點，反而要在無止境的意義中找尋更開放、更新的觀點」。犯罪學大師在學術瀚海中，企圖打破封鎖的界限（監獄人數並非犯罪指標）、直闖更深刻地社會建構場域的宏觀氣度，震動我們的心扉。
另一方面，在第三章「刑罰的地理佈局」中，作者引用歐洲-中部和東部、美洲-北部、美洲-中部和南部等監獄囚禁人數，提醒吾人監禁率尚不足以等同於該國的犯罪數量；更進一步地，在第四章及第五章中，針對低度懲罰與高度懲罰背後的一般機制：近年芬蘭的監禁率急速下滑，其刑罰歷史說明了「監禁的狀況不是因為犯罪造成的，而是來自於文化/政治的決定」，如認同高監禁率是一種羞辱、權威當局及專家的大量改革、二次大戰後的省思等。同樣地，荷蘭也曾遭受戰爭，致使部分刑法老師經歷囚禁、寬容的美德、賦予社會系統中的決策高層權力（法官、國會支持），協商處理衝突、批判犯罪學等，其植基於上述機制去抵制犯罪控制工業的無限擴張。
承上述，有諸多影響陸續展露，例如福利國家的財務負擔與「距離化」（社會工作者和需要被服務者間的距離製造疏離）、壓力團體對政治權威者的施壓、國際化趨勢的強勢干擾、管理主義/新刑罰學等精算犯罪學的高主導性等。顯然地，低度懲罰國家在目前國際社會上面對強大的影響與威脅，其意謂犯罪控制並非單一國家間內部的文化和政治型態，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在內部尋求省思與改革的同時，也需站穩腳步抵抗外來的挑戰。植此，「批判犯罪學」在當代更突顯出其深刻的重要性！
是犯罪問題？還是失業的社會環境問題？減少犯罪在於減少絕對剝奪感？亦或相對剝奪感？擁有資源與權力者對危險階級的控制省思？國家霸權的危機與世界霸權的危機（以毒品戰爭為例）？誠如Nils Christie所言，其欲找尋更開放、更新的觀點，而「批判犯罪學」雖非解決犯罪控制問題的唯一答案，卻引領我們走向一個更多角視野的觀點，更積極於犯罪問題內涵的意識型態思索與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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