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使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與社會政策上不斷同質化，這種發展有美國帝國主義的陰影，也有國際組織如IMF與世界銀行的推手，更有源自個別國家對西方「先進」國家的迷思，如果不能看清這個表象，思考深層的結構脈絡，則有可能盲從追隨美英國家「全球化腳步」的治理意識型態。
在美英國家少年犯罪治理轉變的歷程，犯罪學理論從關注少年成長的社會結構因素等犯罪實證學派，到反對少年司法過度干預的的標籤理論，與理性選擇、嚇阻的犯罪學新古典學派所延伸的嚴懲化政策等。此外，英國的少年犯罪治理實踐，也應用控制理論的論點，強調父母責任、社區連結、警政等非正式與正式控制機構的作為。
理論的應用只能詮釋片斷的現實問題面向，諸如「少年犯罪政治化」、「貧窮犯罪化」、「適者生存」的市場競爭法則、破壞少年及其家庭生態系統的社會排除機制、「社會不安全治理」等治理形式，都是Foucault所謂的安全機制下的權力關係，這個關係存在於「社群-媒體-政治人物」的回應互動間，少年人口則成為馬克思主義指稱的，被國家及資本家階級所「控制」與「剝削」的無權階級。因此，依循研究問題，整合馬克思主義犯罪學及Foucault的論點，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權力/知識觀點，從階級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與個人、社會、國家的「關係」議題，進行重點闡述。
一、階級不平等的權力結構
從1970年代開始，由美英國家發軔的新右派治理，雖然在全球各國、各地陸續產生影響力，然而，這種由強國所帶動的治理框架，在不同國家的發展過程，也與在地的社會文化相互結合，形成各國獨特的新自由主義。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約自1980年代正式啟航，並逐漸轉變政經結構、生活型態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少年犯罪治理的意識底層，「階級不平等」的第一個層次，是來自華人社會文化裡，成人階級與少年階級間的「不平等」狀態，所蘊藏的支配權力；第二個層次才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脈絡下，奠基於資本積累的，資本家階級少年v.s弱勢階級少年的議題。
自古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少年」有許多沉重的期待，而非尊重少年的個體性發展。從孩子幼小的時候，父母就對他們有許多的要求，也深恐自己的孩子不如別人的子女聰明乖巧；進入學齡階段，在國小、國中、高中職，乃至大學、研究所等，在每一個課堂和師長的眼光裡，都是永無止境的競爭淘汰；通過考驗，踏入職場工作，仍是一場又一場的考績評比。收入的多寡、社會地位的高低，成為成功者v.s失敗者的衡量指標，對於成功者的豔羨，對於失敗者的責難非議，這些生涯發展的陳調，不斷上演在臺灣社會的每個家庭、每個人的生命歷程。被排斥的論述，則是鼓勵少年追求自己的夢想，發展個人興趣。雖然，偶爾也有諸如阿基師、電玩冠軍、「海角七號」魏德聖導演等，堅持理想而成功的例證，但是大多數的成人，並不鼓勵、也不支持少年干冒這樣的生涯「風險」。
這些傳統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和教養方式，是成人階級以己身權力，壓制、剝奪少年成長能量的手法，不論成人是「有心」、「無意」或基於「為孩子將來著想」的信念，在全球化世代，推陳出新的訊息平台，這些作法都造成少年階級內心的衝突、行為的反抗。當前少年族群面對的社經環境，已於過往迥然有異，成人社會「好好聽話、用功讀書」的諄諄耳語，反而挑起成人社會與少年階級間，相互的疏離、不理解與擔憂。雖然如此，這種植基於傳統社會文化的觀念，和個人生涯的不斷競爭淘汰，卻和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適者生存、競爭法則等意識型態，相互契合。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經濟不平等，造成人口間的區隔，中上階層家庭的子女v.s弱勢家庭的少年，在「無法選擇出生家庭」的前提下，成人社會裡受到壓制的「少年」階級，再次遭到汰選。再加上，國家長期不重視家庭與少年福利政策、學校教育的分數競爭等，使部分少年（包括中上階層的少年及弱勢少年）追隨著成人社會功利主義的享樂文化，以校園暴力及幫派、毒品、詐欺等犯罪行為，來謀求金錢與享樂感。這些現象使得少年犯罪問題由「社會結構」，更多轉變為「個人歸因」，認為少年犯罪是導因於偏差的價值觀、低自我控制、家庭功能缺陷等，因此，必須不斷將少年犯罪的「預防」時機提前（使成人的力量得以介入），而非改革政經結構及社會文化的刻板印象，並花費心力與少年建立關係、傾聽想法，理解少年的當前處境。
針對諸如中上階層家庭的子女v.s弱勢少年的議題，這種富者愈富，貧窮世襲的窘況，正如馬克思主義者Harvey的「階級復辟」論點，即透過市場自由化的開放管制，國家權力退出，弱勢家庭出生的少年，在家庭教養、教育資源與就業契機部分，都是一路走向社會的底層，不若中上階層家庭子女，能在各樣優渥豐沛的資源下，更多地向上流動。這個現象使財富與權力高度集中於資本家階級的人口，也促成1% v.s 99%的階級不平等問題，而就如馬克思主義所觀察到的，資本家階級也得以利用己身的權勢地位，影響政治、法律、經濟及社會，使之有益於他們的財富累積；或是中上階層者運用自身優勢，擔任政府官員、法官、律師、經濟家、教師、公務員等，使得整體社會的價值氛圍，以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為主流價值，漠視弱勢者的實際需求。
臺灣的社會現況，恰與此相符。弱勢少年必須白天工讀、參與建教合作的低薪工作，晚間匆匆奔赴學校修課，取得文憑，所賺薪資也多數繳入無法習得一技之長的教育「市場」。然而，家庭功能在經濟上的匱乏，使子女也難以受到妥善的教養照顧，成長經驗裡的種種不足和創傷經驗，加上日夜身心疲勞的壓力，就容易受到誘惑，放縱在諸如K他命的愉悅感裡。在其中，缺席的是國家政策的積極協助作為，不論是對少年個人的協助，或是對家庭的政策等，雖然，也有諸如福利方案等經濟補助、社工訪視關懷，但是這些弱勢基調的服務，未必有益於少年及其家庭的經濟或就業機會改善，反而可能導致被救助者的「權力」弱化，認同弱勢的負面形象。
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不能斷言少年是因為家庭貧窮、弱勢才受到社會排斥去犯罪。這些簡化的因果線性推論，不是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或主旨。具體而言，本研究歸納各項資料得到的結果是，臺灣的政經結構並不公義，社會文化對犯罪少年也充滿刻板印象，在缺乏整體性的家庭政策與少年福利政策下，少年只能依靠原生家庭的社會資本。再加上，製造「失敗者」的學校教育生態，持續進行淘汰篩選的機制，使少年直到大學階段，乃至後續就業，都必須一路走向社會的底層，鮮有機會去發展自我潛能。因此，部分少年族群趨向賺錢容易、又能夠獲得溫飽、關懷與成就感的「犯罪經濟」，讓自己在金錢和權力上獲得滿足，這種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少年發展路徑，幾乎是世界各國少年犯罪問題的共同模式。
二、個人、社會、國家的「關係」議題
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市場邏輯，國家內的社會連結崩潰，不僅強調個人自由至上，還傾向人人自危、排除異己，這些作法都很容易造成社會的解體。關於「社會中的個人」或是「形成社會的個人」（李茂生，1995），是目前關注的思考點。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的治理策略，使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嚴重分化，社會群體力量的分散，讓國家權力得以「集中化」對人口施行bio-power，少年族群的「同質化」、「規訓化」，能夠防堵社會失序等問題的發生，並大量產出有市場競爭力的「未來國民」，但卻有礙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激起少年人口與國家力量間的對立。
少年不善於表達，但不代表他們沒有自己的感受，成長中的少年，經常是以敏銳的眼光和心靈，在觀察成人社會的舉動，這樣的作法一方面使他們能夠以合於規範的方式，來經營自己的活動，一方面則避免成人干預他們的自由，以確保自主和安全。
臺灣，在「國家不安全」的黨國威權時期，大量外省籍移民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台海對峙的戰火危殆，省籍衝突的社會適應等，以及政府「軍警憲」聯合的犯罪壓制政策，使失學失業、遊蕩街頭的群聚少年，被視為社會治安的潛在危機。分裂的社會團體中，國家力量打擊結黨結派的「不良」少年組織，使他們安於家庭、學校，或受到警政管制；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開放，資本家在國家扶持下茁壯，臺灣社會的分裂因子，不止省籍的族群衝突，還有貧富差距的財富分配，處在爭權奪利、投機風氣瀰漫的環境下，少年也以暴力化、仿同成人犯罪的惡質化手段，挑釁成人社會的偽善和壓制，這是「國家」權力讓渡給「市場」的後果，更是如同美英國家採行新自由主義後的社會代價，即分裂的社會關係、個人逐利的失序行為等。
民主政治時代，媒體資訊活絡的全球化管道，使居住在臺灣的人們，有思鄉情切的外省老兵族群、堅守本土意識的臺灣人、對傳統族群文化不願放棄的原住民族，甚至在開放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來臺後，更有菲律賓、印尼、緬甸等不同國家的文化共存。這幾年，「韓流」強襲全球，在都市的街頭，也很容易遇見說韓語的韓國人或日本人。即便有這麼多的不同國籍、不同文化交互影響，我們對犯罪少年的刻板印象，還是非常單面向、傾向指責的，再加上媒體報導用語的污名化效果，讓處於混亂社會中的少年觸法風險增高，並受到成人犯罪集團的利用。
承上述，臺灣的成人社會並沒有反思能力，去體會這個世代的少年族群，所經歷的各式新興消費（如智慧型手機），與網路媒體（如Facebook）的炫目誘惑；教育政策的呆板學科課程，反而抑制不同少年的潛能發展與就業技能，區分出成功者與失敗者的競爭生態，十二年國教的菁英論述及機會論述，也令少年更感到壓力及無所適從；警政部份，例行性臨檢及專案的政策辦理，造成少年虞犯人數倍增，驟時湧入少年司法系統及矯正機關，部分導因於福利政策，長期忽視少年的就業、休閒娛樂等需求的規劃；自我主義的治理意識型態，傾向將少年人口「同質化」養成，除去「差異性」的雜質，使其合於市場經濟的理性「經濟人」或適任的「消費人」，但是，「少年」人口從來都不具有「同質性」的特徵，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市場道德」規範，只是徒增少年、社會、國家，三者間的對立及抵抗。
相對於成人社會，少年階級是「弱勢」的，他們沒有資產、不具經濟能力，也缺乏合法管道及權力，提出自己的訴求。處在成人社會的少年，當其行為偏離成人的期待時，「輔導」、「保護」、「預防」等手段的運用，如果未能適切理解少年偏「差」行為或犯罪行徑的理由，仍是一種對少年階級的單面向權力壓制，而國家力量，無論是教育、福利、警政、少年司法或矯正體系等，都是對少年人口的監管，而非協助支持，這也是從「對弱勢人口的社會排除」推向「對犯罪人口的社會排除」的政治化策略。
Foucault「尊重…差異」的理念，使其研究方法及主張等，關注權力者對無權力者所施加的限制。臺灣的少年犯罪治理，「正常少年」的知識生產是主流論調的第一個真理政權，無論是國家或社會，甚至少年個人等，多數均依從這個「真理」而行，以換取所需資源，因此，歸諸於家庭因素、學校因素與社會因素的「少年犯罪問題成因」，就成為第二個主流論述。弔詭的是，在這些客觀的成因分析背後，國家的治理策略卻是壓制及管控。隨後，民主政治的興起、1997年少事法「保護優先」的立法原則，也未能扭轉教育「市場」的排除機制，與警政單位的績效「政策效應」，少年虞犯的人數攀升，再次顯示出社會機制不足的弱化面向。政策語言的運用，反而提醒少年族群應當認清己身的無知和低自我控制，並自願接受成人社會的保護與限制。
每位「少年」都應該被視為獨特的「個人」來對待，尊重他們的差異特質；「少年」也應該被視為「社會」的成員來培育，成人階級必須盡力協助少年融入社會生活，而非論斷排斥；當處理少年犯罪問題時，更必須理解少年所處生態系統的不同現況，而非一昧非難家庭教養功能、學校教育失衡等因素，社會群體有責任協助「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每個人」，不管他們和我們是否有所不同；「少年」也是國家公民的一份子，享有公民應有的權利對待，未來，才能回饋己身應盡的責任予國家社群。在個人、社會、國家的「關係」議題裡，我們對待少年的方式，會影響少年如何對待他人，更會影響下一個世代的成人如何彼此對待。故此，新右派治理下的競爭法則、適者生存、討好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至上」與市場道德等，無法達成上述社會連帶的目標，僅是釀造更多失序問題，分裂社會與個人間的關係，也癱瘓國家的積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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