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傳統文化對於貧窮問題，將其區分為「道德的窮人v.s值得同情的窮人」，對於無業遊蕩者，早期也是傾向將其視為犯罪人，認為他們可能造成社會失序的隱憂。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雖然建構福利國家模式，但是沉重的政府財務負擔及福利依賴問題，使英國社會對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感到質疑。美國則自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美英主政者有意識的帶領下，轉向新自由主義治理，大幅邁向開放市場經濟、去管制化與國家責任的削減，這些做法促成更嚴重的社會不安全氛圍，「少年犯罪問題」則成為政治策略運作的議題。
一、「少年犯罪政治化」的嚴懲政策
美國是最早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國家，國家親權主義的理念，雖然初衷良善，但在施行後卻面對許多挑戰，諸如社經危殆、政治人物的操弄等。英國的福利及保護本位主義，係自刑事化的司法體系轉型，在1970年代，也面臨與美國同樣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情勢。美國與英國少年犯罪政策的「政策轉移」，部分是來自巧合，部分則是政治人物有意識的相互學習，而新右派治理下的社會政策運用，是主要關鍵。
福利與刑事司法體系，都是廣義的社會政策，並且，具有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這個「作用」意謂著福利與刑事司法體系，代表著某種程度的「國家權力」，可以限制人民的權利義務。福利縮減政策與刑罰國家政策，兩個政策間的消長，其實也象徵著國家權力的「傾斜」，即偏重嚴懲化的政策取向，而非協助支持的作為。可議的是，這種國家權力的嚴懲政策，僅針對無業的青少年、種族人口等。儼如「空間排除」，在執政者採行新右派治理後，國家內的地理空間呈現「不均」現象，都市區的人口擁擠、商業林立、警力堅實等，對比貧民窟內的失業貧困、充斥種族人口，及公共建設缺乏。在這些貧民區或內城，是財富繞道而過的地區，資本家和中產階級的遷出，及國家的投入不足等，使家計收入不足、年輕人失業問題嚴重、單親家庭、教育程度低落等，而犯罪經濟也得以利用這些貧民區或內城，遂行毒品交易、持械鬥毆、幫派等非法行徑。事實上，諸如此類「經濟權力」及「國家責任」所排除地區的人們，其被害的機會明顯高於一般人們，但卻未被妥善處理。當貧民區或內城的少年族群，涉入犯罪經濟或以自己的力量反抗「被害」時，財產犯罪及暴力犯罪的問題，使底層階級的少年成為「加害者」角色，反而更容易受到警政力量的逮捕查察。
究其原因，不論是國家決策或不同治理體系（福利、教育、警政、司法等）都是績效功利取向的。對於市區人口提供的福利服務、教育資源、充沛的警力等，使政府的施政能夠「看得見」，不同治理體系必須依據國家政策施行，當然更難偏離新右派治理的軌道。因此，對於弱勢的少年人口（包括中上階層的少年與弱勢少年），管控他們的偏差或犯罪行為，使少年人口朝向「同質化」，成為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的「有競爭力的國民」、「適格消費者」，避免他們危害市場經濟的秩序，就成為少年犯罪政策的哲學，也更容易受到政治人物的策略性運用。
在新保守主義的道德及「法律與秩序」的疾呼裡，政治人物於競選時、施政後，高呼打擊犯罪的正義論調，藉此聚集中上階級人們的支持，「共同」對付危害治安的犯罪人（包括少年）。這種涂爾幹式「道德懲罰感」的運用，是政治人物在「道德懲罰個人主義」的籌謀下，非難那些不知自我控制、缺乏勤奮工作特質的少年人口，所動用的管控權力，深藏政治謀略，但卻使弱勢族群感到深刻的權利剝奪與被排斥感，徒增對國家施政的不信任，寧可更依靠個人的努力（例如:投入犯罪經濟）。
諸如美國的「趨強轉硬」（get tough）、犯罪控制模式、零容忍、宵禁、公正應報（just desert）、轉向成人刑事司法程序等；英國的寬嚴並濟「分別」政策、警察警告、居中處遇、個人責任刑罰/父母責任觀點、刑期確定原則、「一條鞭」的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模式、種類繁複的社區刑罰等。這些美英兩國對少年犯罪問題的治理形式，都有非難底層階級少年及其家庭的意味，認為「個人」（包括少年及其家庭）應該自行承擔犯罪的代價。至此，「犯罪」與「貧窮」被相互堆疊，而以國家政治權力所施展的「社會排除」機制，如福利縮減、教育建設不足、嚴懲管控等方式呈現，反覆惡性循環，也使問題的「因」及「果」被倒置理解。
最後，在這些對「少年犯罪政治化」的嚴懲手段之下，「個人-國家-社會」間的關係日益疏離分裂，少年人口做為未來的「成人世代」，當然也會遵循著這樣的價值觀和生存模式，繼續前行。故此，「社會不安全」的氛圍，不僅來自全球經濟危機的震盪，也來自對國家承諾保護公民的「不信任」、對社會責任的漠視，與「人生自己負責論」的諸多風險不安。
二、「社會不安全治理」的國家權力集中化
在經濟與政治因素的加乘下，美英兩國的少年犯罪問題，被理解為「個人歸因」的論述歷史，而社會不安全的氛圍，使政治人物趁勢操作「社會不安全治理」的國家權力集中化，藉此規訓中上階級，也排除了底層階級可能引起的社會失序危機。另一方面，警政及少年司法體系，做為國家決策的執行單位，也對底層階級的少年，施行個人行為「控制」及對人口的「排除」機制。
在教育不完善、社區環境劣化與福利縮減政策下，低社經家庭在子女的照顧教養部分，逐漸力不從心，貧困窘況的世襲，是全球經濟的影響，也是國家治理者對弱勢族群的差異對待，而將資源傾注到中上階層。人口區隔的M型化或「1% v.s 99%」的趨勢，不僅是財富分配的經濟不平等，更連帶影響聲望地位的階級不平等/社會不平等。當弱勢階級從市場經濟、政治參與及社會生活中，逐漸退場噤聲，相對地，中上階層的影響層面，也會佔據這些權力的中心地帶，如此發展之下，階級間的對立衝突將更加惡化，這並不只是相對剝奪感或羞恥感的挫折憤怒，還有「強權v.s弱勢」的權力剝削、壓制議題，潛藏在社會結構的底層。
以少年人口來說，中上階層的家庭有足夠的財富及資源，培育子女的未來前途；低社經的家庭卻困守在環境惡劣的貧民區或內城，連生計需求都難以充足，更遑論給予子女良好的教育，或是為其安排生涯前程。新保守主義對於這類難題，以「機會平等」政策，試圖緩和階級衝突，然而，每個少年先天條件的立足點不同，使種族人口、低社經族群等，仍然難以獲得適切的機會，可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貧困狀態。犯罪經濟的介入，恰巧提供低社經少年「適合的機會」，使他們可以撇除家庭背景、教育技能不足等因素，成為表面上合格的「經濟人」或「消費人」。
當少年蹈入犯罪行徑時，非法財富及權力的快速獲取，影響社群大眾對犯罪的「恐懼感」，媒體誇張的報導、政治人物的強硬聲言，更強化社會「不安全」的心態，冀求國家權力的強勢伸展，將犯罪人（包括少年與成人）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但卻漠視犯罪人生長環境及際遇的諸多匱乏問題。人人自危的個人主義，使國家淪為「刑罰國家」，社會則成為「排除的社會」，這是美英國家「犯罪問題」的論述歷史。
對於少年犯罪的排除機制，除了警政體系外，主要係少年司法單位。不同於成人刑事司法的應報思維，在少年司法制度的創始之初，美國的國家親權主義、英國的保護及福利本位，都是懷抱著對觸法少年的憐恤心態，認為少年受到社經結構的影響，是權益受到剝奪的被害者，因此，應當由國家藉由少年司法制度，進行教育、保護及復建的協助措施。但當社經危機來臨時，美英國家對於這些少年司法的理念，也隨之變動，大量將少年轉往成人刑事司法、新矯正管理主義的推行、使少年獲得「應得的懲罰」等治理形式，將犯罪「少年」的形象危險化、差異化、他者化，認為他們是社會治安問題的「加害者」，而非遭受社會問題影響的「被害者」。更者，如同Foucault所啟示的，對於少年的犯罪治理，將會延伸到對低社經、貧民區或內城等居住人口的非難，進而施展管控手段，並藉此規訓中上階層的人口，使國家可以對於所有人民進行家長式管理，集中化國家權力，支持市場經濟的自由開放。雖然，可議的是，這些現象及作用的循環，可能導致更多的貧窮、犯罪人口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釀造階級不平等的衝突對立，但這已非當前有權階級所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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