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創新的視野

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不同於美國自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同於英國的福利國家危機。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實踐是從威權國家體制啟航，直接導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劇變，這些轉變下出生的新世代少年人口，並未經歷上一代的政經情勢震盪，而是享有炫目繁多的經濟成就及資訊媒體。

少年司法體系，以1971年、1997年為知識區劃的分期，使少年犯罪治理由成人刑事司法，導入教罰並重（實為懲罰性質），繼之，轉向教養保護的立法原則。臺灣少年司法體系的歷次變革，並未藉此翻轉國家治理者，及成人社會對待少年階級的態度，尤其是有觸法經歷的少年，諸如福利、教育的排除機制，和美英國家不分軒輊，甚至更為惡化。警政體系的政策效應及績效導向、刑事司法的文化遺毒，與少年矯正機構的資源投入不足等，都不過是國家決策的系統性排除效應。

一、從威權國家到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

臺海對立的局勢，從早期的政治對立，延續到1990年代以後的經濟互動，在兩岸分化的國家治理下，美國的角色顯得微妙又敏感，不管是初期的美援協助，其後的中美斷交、301條款的迫使貿易開放等，美國歷任執政者對臺灣的發言，總是牽動臺灣的國情人心。臺灣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依賴美國的奧援，並非因為民主政治或經濟發展的限制，而是對國家認同的危機，使資本家和普羅社群都深感不安。

這種不安感，在經歷黨國政府的威權統治、解嚴、總統直選及民選、政治人物貪汙舞弊等變動後，對於政府的信心則更加動搖。全球經濟的衰頹，使國家與社群都汲汲於財務規劃、謀求自身安全的保障，對於弱勢階級的援助，僅能仰賴民間財團基金會的慈善義舉，而非國家對公民權益的維護保障，這些違反社會民主國家的作法，並非全然來自採行新右派治理後的影響，有更多潛因是對於統治者的「信心危機」，堆疊而成的「社會危機」。

援用Foucault的系譜學論點，在中國的「大寫歷史」裡，有為者的君主統治（如漢唐盛世），能夠帶給人民社群富庶安定的生活環境；相反地，無能的統治者則將國家帶入分裂偏安的局勢。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避難的舉動，及其後續採「以軍治警」的威權壓制策略、黑金政治、扁府貪污事件等，使民眾對國家施政者的信任感，逐漸薄弱，而更多訴求公民力量的發聲。這些對國家權力的信任危機，使個人與社會力量掘起的現象，雖然有助民主政治的發展，迫使國家順從民眾的需要，但是，對於無力發聲的弱勢階級，卻形成另類的排除效應，同樣抹消無權階級的公民權益。

申言之，在1978年蔣中正總統執政的「硬性威權」體制下，國家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政策等，都是採威權國家的治理形式，國家主義意識型態，是為了壓制「國家不安全」的局勢。美援的到來，除協助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戰略外，也導入經濟開放的資本主義理念，督促政府獎勵投資、進行外匯改革和貿易發展，厚植經濟實力。1978年後，蔣經國總統的「軟性威權」體制，將人民對國情局勢的關注，導向更開放的市場經濟，及促成本省籍人士的參政，藉此安撫社會反抗不斷的聲浪，經濟建設的政策，如加速經濟及產業升級、放寬外匯管制、十大建設的公共工程等，為臺灣的中小企業奠下發展的基礎，也是另類「威權國家導向的新自由主義實踐」。

不同於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大市場、小國家」，1980年代前後的臺灣，是在「大國家」的策略性規劃下，扶植資本家及企業體，邁向市場開放、經濟發展、個人自由至上，及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等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新自由主義治理下，衍生的功利主義、投機風氣瀰漫、貧富差距惡化、單親家庭、國營事業民營化等社會問題，臺灣社會也未能豁免於外。對於這些社會問題的危機化議題，傳統社會的「公序良俗」及「道德論斷」等，正好與新保守主義的道德紀律契合，1990年代的貧富差距、暴力犯罪橫生現象，國家治理者運用新保守主義政權的威嚇，及福利政策的擴張策略，企圖阻斷社會失序問題的繼續擴大，卻將國家權力更多地讓渡給市場經濟和福利民營化，使國家決策失去主導性的地位優勢。

2000年後的政黨輪替執政，同樣發出「經濟優先，社福暫緩」的論調，對於貧窮、失業、經濟危機等，國家治理者仍是傾向以更多的「開放市場經濟」，來嘗試挽救社會問題。但是，「市場」無法生產出「社會」，卻必須在「社會」的基礎下發展，臺灣的新自由主義治理，毋寧是盲從於美英國家的意識型態，「自願性」地追隨「先進」國家的軌道（即便沒有如IMF等國際組織的強勢政策介入）。

對於社經弱勢的群體，當前的工作貧窮、低薪及社會支持政策不足，是前期新右派治理下的惡果，也加深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近期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危機，雖然彰顯司法單位戮力偵查資本家犯罪的能量，卻令社群對政府單位的稽核管理功能，感到質疑，在資本家與政府高層聯手的蒙蔽下，普羅社群的身心健康面臨更多的危殆。其中，「菁英政治」和「官僚心態」是仿如英國福利國家時期的科層壟斷，使坐擁權力者，排斥公民力量的參與，也企圖藉此掩蓋國家施政不力的窘況。

二、對「犯罪」少年的系統性排除

拆解「少年犯罪問題」的組成元素可發現，「犯罪」是優先於「少年」被關注的焦點，「少年犯罪問題」毋寧是成人社會對少年階級「差異與排除」的意識型態。

少年未必是因為先天條件不良，或個人惡質的「犯罪性」而蹈入觸法行徑，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對於少年的生態系統，會造成更大的破壞，將少年推入犯罪的淵藪。而國家決策與不同治理體系，對於少年及其家庭的支持協助政策不足，缺乏一貫性的整體擘劃，是最深層的肇因。這些作法將成人社會裡的「少年階級」弱勢化，在「少年階級」的人口分層下，相較於中上階層家庭的子女，弱勢家庭的少年又會因為財富、社會資本累積等「不均」現象，再次受到權利的剝奪，形成弱勢中的弱勢。

「社會排除」是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脈絡下，政經結構因素轉變，對缺乏社會安全網保護的弱勢人口，將其逐出主流社會之外的現象。「社會排除」是擴充標籤理論後，整合馬克思主義犯罪學、社會結構學派觀點後的主張，其不僅指出全球經濟變動下的結構性影響，也揭露「階級不平等」的權力剝削議題，及對弱勢人口的負面標籤與排斥。國家對弱勢階級的排除機制，會經由立法決策，透過不同治理體系的治理形式顯現出來，不同治理體系除了「執行政策」，也立基於不同的「知識生產」，在制度性控制的支配關係裡，對於少年人口施加無義務的限制，或提供成長的支持協助。

對於臺灣的少年人口來說，教育單位和警政體系的管控，從黨國時期延續至今，都是規訓少年人口的主要單位。所有的少年人口都必須歷經國民義務教育的洗鍊，而學校環境裡的生態，是「協助」或「排除」，就成為少年人口養成的重要關鍵（僅次於家庭）。早期，警政體系是少年犯罪處理的重要單位，對於校園以外的少年行為干預甚多，少事法歷次變革的「教罰並重」及「教養保護」，並未能完全鬆化警政體系的績效文化。藉由與學校單位的密切聯繫，警政體系得以在校園內查察更多的犯罪事件，因為犯罪集團等也將少年人口視為重要的「消費者」與「有工作價值的人」，以各種管道利誘少年進行販毒、詐騙（車手）、討債圍事、職棒簽賭等觸法行為。校園暴力與黑幫、毒品入侵校園等報導論述，並非只是如表面文字所呈現的少年「加害」及「被害」的議題，還有代表國家權力的教育、警政體系，與犯罪集團成員（包括少年）間的辯證反思。

相較於教育和警政單位的聯手「防制少年犯罪」，進入少年司法體系的少年人數，並不若教育或警政體系的「人數眾多」。目前，臺灣的少年司法工作者，多數均能夠理解「保護」少年的重要性，然而，少年司法體系內、外的「階級不對等」，如法官與觀護人的團隊工作建立、少年司法工作者對外部社會工作者/安置教養機構/少年矯正機構的認識等，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對於長期受到「法律理性」、「程序正義」等調教下的司法階級而言，「法律」即生活，但事實上，對於少年或陪伴在少年身邊的人們而言，「生活」是「生活」，也是「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和維繫，不只是吃飽穿暖的生理需求滿足，還有「不理性」的情感關切，更有對犯罪少年的無條件接納、長期的包容對待等。少年司法體系是否能夠回應這些需求，並解決造成這些需求不足的「社會問題」，截至目前為止的觀察，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部分少年矯正機構的「圍牆」約束了少年的行動，也阻擋外界的干擾，重新建構接納少年的照顧環境，以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和技能訓練，協助少年累積正向經驗，使少年更有能力面對未來復歸社會後的適應。只是，當少年的家庭及社區環境未能因此改變時，少年的改變也將「很有限」。

社會福利體系原應促成階級間的關係連結，推動社會改革的議題倡導，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慈善救助」，也僅針對「被害者」的受虐兒童、性剝削少女、家暴婦女等。諸如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在缺乏議題倡導下，使福利方案的公設民營，質變為維繫民間社福機構存續的資金來源，但服務品質的督導，卻難以查核管控，形成另類的「弱勢救助經濟」。相反地，對於「加害人」身份的偏差行為或犯罪少年、更生青少年，社會福利體系的協助是既單薄又自限的，其不僅認為犯罪少年應該由司法或更生保護單位自行處理，也未積極遊說當局者、社會資源等，共同投入協助的工程。

理想上，從少年出生、在家養育、入學、進入職場等階段，甚至遭到警政查察、司法處遇及少年矯正教育等過程，都應該有社會工作者的陪伴協助，細膩評估少年的特性及需求，以協助擬定適切該少年的處遇方式，確保少年權益。但現實是，這些烏托邦理想，對於當前的臺灣社會、福利體系或其他體系等，都是「不可求」的邊緣論述，有遭到排斥的高度風險。

三、無產無權的少年階級與犯罪控制

中國的傳統社會文化觀念，「小孩子有耳無嘴」意指未成年人應該順服成人社會（包括父母、家族長輩、師長、官員等）的教導，不應該提出異議。「聽話的孩子、用功讀書的學生」等，是臺灣社會延續傳統文化，對少年的刻板印象，也是某種文化霸權的「框架」，認為每個少年都應該聽從父母的安排，也應該遵從學校師長或上級者的指示（不管是否合理、是否有觸法之虞），不順服者就是「偏差者」，應該受到限制約束，以免破壞社會秩序的平和表象。故此，臺灣的少年階級，不僅是沒有經濟能力的無產階級，也是沒有權力發聲的無權階級，他們的身分只能是家庭及學校約束下的「被支配者」。

在黨國威權時期，對於「被支配者」角色的少年，以壓制圍堵的治理形式，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即便是少年群聚遊蕩、行為不檢、儀容不整等「偏差」行為，都被認為是違反公序良俗的「善」良風氣，更遑論是滋事鬥毆、攜械殺人等嚴重的犯罪事件，更被認為應該受到國家力量的「矯治」或「感化」教育；在配套措施不足、國家與社群對「少年犯罪問題嚴重」的擔憂裡，1962年少年事件處理法的制定，被延宕至1971年才修法以「寬嚴並濟，教罰並重」的原則施行。其中，社群對少年犯罪問題的「被害恐懼感」，雖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國家惟恐失去對少年人口的「政治化」規訓與監管權力，則是更重要的原因。對於群聚少年的軍警管控，是威權國家的「象徵式治理」，警誡反抗政府的社會份子，不得挑釁國家統治的力量。

1980年代後的貧富差距擴大時期，輔以政治抗爭、社會運動頻仍，及言論報禁的開放等，使採行新自由主義治理下的社會失序問題，以少年犯罪暴力化、惡質化、成人化等面貌呈現，政經層面的追權逐利、社會風氣的投機致富等，使少年也仿效成人的手法，欲求快速致富，並擺脫相對剝奪感的挫敗羞恥。特別是，在長期家庭管束、升學教育的競爭壓力下，少年階級缺乏「適性」的就學就業管道，也無從反抗成人社會的壓迫，反以飆車、藥物濫用、竊盜、參與幫派等犯罪行徑，進行反抗及自我排斥。

雖然，少年犯罪問題的歸因論述，在臺灣社會始終是「結構因素」與「個人因素」的理性分析，但是在國家治理的形式手段，也與美英國家等嚴懲策略相同，都是在「打擊犯罪」的口號下，混淆少年人口的「加害者」與「被害者」身份，而對他們施以犯罪控制的措施，縱然有少事法「教罰並重」立法原則，以及防制青少年犯罪方案的整合性規劃嘗試，但成人社會在政經變動下的「社會不安全」危機下，也只能朝向處罰控制的策略。

1997年少事法「保護教養」的立法理念，在結合少年法官的專業培訓、投入民間社福資源連結、觀護制度的專業化後，對於觸法少年人口的保護理念，已經較前期的成人刑事司法、嚴格立法、頻繁的警政查緝等，更為寬容鬆化，但是社會機制不足、警政「政策效應」、刑事司法文化遺毒，及少年矯正機構的資源投入不足等，卻對少年虞犯、司法處遇的少年（特別是更生青少年），造成「權力不正當」的系統性排除。

「少年犯罪問題」是國家對少年人口的治理議題，也是檢視成人社會「以何種方式」對待少年階級的挑戰。從美英國家的經驗可知，對於少年「個人主義」或「自我主義」的意識型態，只會導致社群對「少年犯罪問題原因」，傾向價值觀偏差、自我中心等非難論調，反而導致對少年階級更多「行為式」的社會控制，忽略少年族群所面對的社會結構及環境因素，進而使成人社會（包括國家）的強權，得以對少年階級施展更多的壓制力量，同質化少年的主體性及個別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