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美英國家與臺灣發展模式的異同，美英國家的少年犯罪治理是「由寬趨嚴」，即自國家親權主義（美國）、福利與保護本位（英國）等觀點，在主政者「個人歸因」及「社會不安全治理」/「透過犯罪來治理」的策略下，利用社群對犯罪的恐懼，來遂行對少年犯罪治理的嚴懲化。其中，社會不安全的氛圍、媒體渲染與政治語言的疾呼等，是催化的媒介；臺灣的發展部分則是「由嚴轉寬」，不若美英國家將少年視為「成人化」的個人責任承擔與應報思維，臺灣對少年人口以「兒童化」、「學生化」等形象建構，傾向利用家庭與學校場域「控制」少年的偏差行為，以達「保護」少年的政治宣稱。換句話說，美英經驗與臺灣發展，在「少年犯罪政治化」的治理形式上，互有消長，但也都具有某種程度「責備被害者」的治理意識型態。
一、「少年犯罪政治化」的治理形式
美英兩國在少年犯罪問題的治理實踐及其合理性上，「少年犯罪問題」被帶入政治議題的戰場，與社會不安全等社經變化互相糾葛，嚴懲、個人責任主張被加諸在少年人口的犯罪治理，少年需求被「打擊犯罪」的作為所掩蔽，美英國家的少年司法也失去它們原有的初衷。申言之，美國社經結構的高度不安定，及對低社經、有色人種少年的歧視，在媒體報導與政府政策中受到扭曲，社群大眾對社會經濟狀況的危殆感，被轉移到「犯罪恐懼」的政治議題，這些變化使美國的少年司法政策偏向嚴懲取向，國家治理者對「社會安全」的掌控，使拘留、警巡、隔離監禁等排除形式，成為最簡易的治理手段，也藉此回應白人中產階級選民的不安，彰顯國家打擊犯罪的權力。
英國在二次大戰後，雖然建構福利國家模式，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社經變動與福利國家危機，使政治人物將少年犯罪問題「政治化」為社會問題，並以此做為政黨競選口號，推行市場的新管理主義政策，治理策略包括:緊縮性福利政策、對重罪與微罪少年的「分別」處遇、「不惜任何代價進行懲罰」、警告/訓斥/終局警告、中介處遇、父母責任觀點、「在社區中受到懲罰」、監管、羈押刑罰、社區刑罰轉介令、青少年更生令、反社會行為措施等。
臺灣部分，國民黨政府遷臺後的戒嚴時期，以威權國家的姿態治理，朝向新自由主義市場的工業化、都市化發展，美援與臺海對立的緊張關係，使美國對臺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本時期，未就學未就業的少年結夥群聚現象，使少年幫派或不良組織的問題，成為社會失序與治安的隱憂。雖然，當局者對少年犯罪問題的歸因，是「社會結構」面向的負面影響，但是，少年人口不僅沒有福利權益的保障，連少年法規與少年司法等體系都遲遲才建置完成，政府單位與社會大眾對於推行寬容的少年司法，充滿了猶疑擔憂，唯恐少年犯罪問題更為惡化。
黨國政府對少年犯罪問題也採取嚴懲的圍堵壓制策略，警政體系成為少年犯罪問題最主要的管控單位，既有法規的嚴厲與強硬，讓司法體系對於犯罪情節輕微的少年，沒有衡量的空間，只能以管訓或感化教育、重罪監禁等方式處遇；矯正體系部分，除了竊盜犯與贓物犯少年被收容於少年輔育院、其他刑責少年收容於新竹少年監獄外，部分有期徒刑的犯罪少年則被收容在各地成人監獄，容易模仿學習成人犯，感染惡習。1987年解嚴後的貧富差距擴大階段，臺灣社會也面臨採行新自由主義的惡果，貧富不均、政治上黑金掛勾、社會動盪、家庭結構破裂、爭權逐利的個人主義盛行……。經濟與政治面向的不良影響，使少年犯罪行為惡質化、暴力化，結夥強盜及持有槍械等重大犯罪問題層出不窮，飆車傷人事件頻仍，這被歸因為少年在高度競爭壓力下的挫敗經驗、相對剝奪感，及感染了社會的不安，以犯罪的「衝突」形式挑釁成人社會的秩序與權力。
治理回應層面，在國家「打擊犯罪」的政治號召下，警政體系採取強勢作為，以臨檢、列管、與學校單位合作、宵禁、警巡校園等方式嚴格執法。毒品問題，則因修法將安非他命納入管理，使統計數據上的吸毒少年人數暴增。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回應社會對少年犯罪問題的不安，各縣市少年警察隊陸續成立，希望採「柔性輔導」方式輔導偏差行為少年，然而，因為警政體系的績效評比文化，使得警政體系對少年犯罪問題的處理還是以查察犯罪為主。福利部分則著重「被害人」身分的兒保家暴、性侵害與性交易防制等，對於「加害人」的犯罪少年族群，福利體系未有積極投入。
總而言之，臺灣的少年犯罪問題在不同時期的歷史進程，雖然沒有持續淪為「少年犯罪政治化」的治理形式，但是，如同美英國家的社會政策發展，教育與福利結構的缺陷，加上媒體的負面標籤，使社群大眾對少年的犯罪「行為」感到恐懼不安，而忽略犯罪少年也是一個「成長中的少年個體」，少年及其家庭都需要各面向的社會機制（如經濟、就業、福利、教育、社區照顧等）協助，而非被排除在這些體系之外。
二、「保護教養」的本土模式及反思
當前，對待少年的觀念是「保護優先」。學校教育要「保護」少年不受到校園霸凌、犯罪集團的加害；警政單位的勤務查察係「保護」少年，避免出入不當場所，受到犯罪經濟的利誘；少年司法體系的「保護」處遇，希望儘量以社區處遇取代機構式處遇。「保護」是有權階級對弱勢者的對待方式，當代「少年」經歷的遭遇、吸收的資訊，已經高於成人數倍，更多時候，是我們必須請益、尊重少年的長處優勢等，來面對新自由主義治理下的爭權逐利現象。因此，當臺灣的成人社會冀望以「保護」的治理形式來對待少年人口時，也必須多加傾聽少年的聲音（不管有多荒謬）、需求（不管有多麼不合理），因為「傾聽」是對差異者「接納」的開端，而非單向的管控壓制。
「少年」就是「少年」，其本質並不會因為任何因素而有所改變。在美國，少年政策是延著種族和階級而有所差異；在英國，將少年的權利問題高度納入少年司法體系，導致保護與照顧政策的衝突，也非難未婚的單親家庭。在臺灣，少年夾雜在「兒童化」及「學生化」之間，「少年邊緣化」的治理形式，反應在教育、福利、政治排除面向，冀望以少年司法體系處理所有的少年犯罪（偏差）問題。然而，少年的就學就業、各式身心障礙（包括學習障礙、情緒障礙等）議題，長期未受到重視，這些權利忽略，導致少年族群在學校教育的挫敗感，影響人際互動，及其後續的社會適應。尤其是教育體制的概念式教學，使少年無法獲得日常生活的實用知能，更未能因此習得一技之長，這種變相的教育不完善問題，在美英兩國及臺灣，都是被邊緣化的論述，但也皆是少年犯罪問題的重要影響層面。
少年福利政策部分，臺灣並未如美英國家是福利縮減，而是兒少法規上的逐漸周全，但卻缺乏務實地執行；在福利預算部分，也偏重被害的受虐兒童及少年性剝削等。大量福利方案委託民營化的結果，服務品質和預算經費難以掌控，對於少年福利服務的落實，缺乏助益。有謂少年沒有選票，因此無法獲得充足的福利資源，少年是否應當具有選舉公務人員的資格，是另一個議題，在臺灣，應當被校正的扭曲觀念是「少年邊緣化」，亦即沒有主體性、不被尊重處境等，縱使成為選票人口，也未必意謂著將受到重視。「尊重」的概念應當被建構在社會關係和文化裡，而非利害基礎的盤算層面，將經濟學的觀點運用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將再次落入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迷思。
同樣地，在警政單位的政策效應，也是相同的問題。名為「保護」的寒暑假專案執行或擴大勤務等，僅是對少年族群進行「空間管理」的情境犯罪預防，將他們趕回家裡或遠離街頭、不良場所等，並不能夠預防少年犯罪問題的發生，只是徒增少年族群群聚及隱匿的機會。
少年司法「保護優先」的立法原則，在未能翻轉社會文化的刻板印象之前，也會落入形式化的作法，部分刑事文化的遺毒等，只會減損少事法的保護理念，此外，少年在經歷「司法程序」的經歷後，不管是保護管束或機構式處遇，都會增加少年在校、在職場被負面標籤的排斥風險。而家事事件與少年事件的合併問題，使組織理念、資源分配，都將使早已邊陲化的少年司法體系，再次面臨考驗。
最後，少年矯正教育的「機構式處遇」，對比少輔會的「社區工作模式」、○○機構的「弱勢家庭在地化服務」，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少年犯罪問題的處理策略，需要先行掌握少年的行動，包括硬體空間的約束（如高牆）、生活空間（如活動的社區），透過專業關係的建立，去影響少年的觀念行為，協助他們思考如何抵抗外在環境的負面影響。「社區化」的工作模式，是未來少年保護教養的重要議題，與美英國家的大量民營化或社區懲罰項目相比，台灣本土模式的建構，應該著重在以少年為中心、以家庭為服務單位，在地化的社區環境重構等，而非懲罰性質的處遇，這也意味著社會工作者必須有能量聚集各式專業人員進駐社區，如心理諮商、教育輔導、衛生醫療等。
三、「責備受害者」的意識型態
「政策轉移」只是一個表徵，美英兩國面對同樣的經濟難題與社會變動，社群大眾在這些結構問題下，產生的社會不安全、相對剝奪感、不適者淘汰的生存危機等，國家治理者對問題的認定，不是「結構面」的處理，而是針對少年及其家庭「個人歸因」的非難意識，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每個人都應該靠自己的能力去承擔責任，而非仰賴國家與社會支持，這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論調。對於那些仰賴福利救助、犯罪或破壞社會秩序等底層階級，涂爾幹的「集體道德情感」能夠激化中產階級的社會團結，並迫使政治人物做出「安定社會秩序」的回應，道德與秩序的強調，則是新保守主義為了避免新自由主義下社會解體的處方。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兩者在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雙軌治理下，不斷透露出「強權v.s弱勢」的階級剝削問題。
以資本主義立國的美國，在社會文化上鼓吹個人主義、適者生存的市場競爭，「美國夢」的理想藍圖是只要透過個人勤奮努力，就可以獲得資本主義中令人豔羨的所有事物，然而，國家治理者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卻偏向討好1%的資本家階級，漠視99%的社群生計，這種社會不平等的現象，使個人難以因應結構性的問題，例如房價高漲、產業外移、低薪、惡劣勞動條件、單親家庭的貧困等，也釀造了更多的社會不安全與民主政治危機。然而，美國從1980年以前「國家親權」主義對少年的保護、矯治，伴隨著社會變動與福利縮減，轉向「法律與秩序」的控制與懲罰性質，治理策略包括:法案的修正、鐵拳（ironfisted）、趨強轉硬（get-tough）、零容忍（zero tolerance）政策的推行、少年法院目標的轉變、成人刑事程序的運用等，犯罪的少年人口被視同為「成人」來處遇，而「少年犯罪很嚴重」也成為美國社會的關注焦點，忽視少年人口處於貧窮、破敗社區的處境。
英國原初的福利與保護主義，在媒體報導與社會大眾對少年的道德恐慌下，趨向「個人責任」的監管與社區懲罰措施。為了維持市場經濟的運作，國家治理者訴求傳統的道德紀律與個人責任承擔，諸如新自由主義治理下的社區環境破敗、失業貧困、單親母親等，被認定是福利依賴的底層階級，新工黨上任後，仍然延續保守黨柴契爾政府時代的打擊犯罪政策，並以強勢的管理措施，設立中央與地方機構，力求讓犯罪少年立即得到應得的懲罰。雖然，社區刑罰的大量運用，使修復式正義與被害人補償等政策得以獲得實施（這種作法相當不同於美國的監禁隔離策略），然而，社會整合的促成與實質不平等問題，不能僅靠懲罰的手段解決。就如Foucault所指稱的，懲罰也會存在社會政策的關係間，國家在政經結構上的政策改革，應當優先於懲罰的運用。
臺灣部分，少事法在1997年大幅度修法，由「寬嚴並濟，教罰並重」轉向「以教養代替處罰，以保護代替管訓」的精神，並建置觀護、司法保護、安置輔導處遇、親職教育、勞動服務等多元化保護處分，期待少年司法體系能積極回應社會問題，協助觸法少年健全成長。這些作法將黨國威權時期以警政為主的少年犯罪控制模式，導向警政與教育單位合作、少年司法保護處遇的方向，也使得少年犯罪人數受到控制，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惟近年略有上升現象），但少年虞犯人數卻逐年增加，從逃學逃家演變到吸食三、四級毒品等問題。
2000年後的全球經濟衰退階段，因為遭逢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等經濟危機，失業與貧窮人數持續攀升，此外，政治上的政黨輪替變革，使國民黨政府遷臺後的政權與秩序得以鬆化，更多朝向民主政治發展。但是，前期採用新自由主義市場的經濟政策，所衍生的失業、貧窮低薪與貧富差距問題，卻成為後續扁政府與馬政府的施政難題。
相較於美國與英國的少年犯罪治理，在臺灣，國家治理者雖然能夠認識到，少年犯罪問題的本質是「社會結構」的影響，但是在警政體系的回應策略，還是以查緝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為原則。另一方面，因為不公義的政經結構、教育體制不良、社會文化對犯罪少年的刻板印象、媒體污名化報導、對家庭的社會支持政策不足、缺乏整體性的少年福利規劃等，使臺灣的弱勢少年人口成為「無產」及「無權」的弱勢階級，身陷系統性排除的困境。雖然，在經濟衰頹的危機下，臺灣的少年犯罪治理由嚴轉寬，且未持續朝向美英國家的刑罰國家政策（嚴懲、趨強轉硬、零容忍、社區懲罰、個人責任承擔等），但將少年趕回校園，卻使校園暴力與濫用Ｋ他命等問題更趨嚴重。
近年來，少年警察隊、政府與民間社福單位也陸續投入弱勢少年及其家庭的協助。此外，即便有政策的「關心效應」影響，少年司法系統仍持守著「守門員」的角色，儘量讓微罪少年轉向其他處遇（如責付家長、假日輔導、保護管束等），而部分少年矯正機構，在有為的機構管理者領導下，也以持續穩定的照顧品質、職業技能培訓、關係的建立及維繫等，協助少年復歸社會，進而發展個人生涯。但是，社會機制不足，與國家的「政策效應」（例如春風專案等），所導致的少年犯罪（虞犯）人數上升等問題，卻仍然使後端的少年司法與少年矯正機關面臨沉重負擔，形成針對少年「個人行為」的社會控制，與美英國家「責備受害者」的嚴懲化發展，同質不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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