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安全時期，教育體系代表「國家」規訓人口思想及素質，警政單位也協助將少年人口驅趕回校園；社會不安全時期，新保守主義執政團隊，歸咎升學主義與學校教育功能不足，使少年產生挫敗經驗、偏差的人際相處及價值觀；經濟不安全時期，教育「市場化」，而犯罪集團也將「校園」視為營利場域，警政體系更鎖定「校園」成為秩序控制的圍城。這些「以教育為主，警政為輔」的規訓權力，對少年人口持續進行監管，不僅形成Foucault所謂的bio-power，也是國家治理者的政治策略運用。
當前，在學校教育的淘汰機制下，教師喪失「為人師表」的正向功能，成為協助市場培育競爭力人才，及排斥弱勢階級少年的推手。績效導向的警政體系，再次對成人社會進行「分數」規訓，並運作系統性排除的「政策效應」，製造犯罪少年。上述種種，遮蔽了預防與輔導的實質內涵，權力伸展則以「控制」及「排除」手段呈現。
一、提昇競爭力?教育排除?-國民教育的真理政策及剝削
「…臺灣的教育體制…我不知道這些孩子怎麼去渡過那十二年？」（專家D）
隨著國民教育的改革，經濟學的「鬆綁」與「市場經濟」，及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化、私有化、消費權等，被用來減輕政府財務負擔，提昇教育競爭力，學校強調辦學績效、校譽、增加家長參與等作為，卻使功利主義的思維逐漸支配教育的理念、政策與實務，形成教育機會的形式正義，深刻隱含主流族群的價值觀（李奉儒，2008:11-19）。李秀鳳（2013）也認為2014年全面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新制，使教育體系以入學改革的名義，將臺灣社會長久以來的教育問題，導向「資源」、「機會」、「選擇權」、「經濟效益」、「菁英導向」等概念，這些論述看似為教育市場的消費者，即家長與學生提供更多元的選擇機會，但只是將更多的少年教育權益放逐到市場範疇，對於弱勢或低社經的少年而言，他們在改革後的教育市場裡，仍是能力不足的消費者與邊緣群體。
（一）學校教育的淘汰機制
許福生、黃芳銘（2004）調查發現，青少年痛苦因素中，以「學校環境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最大。鄭瑞隆（2009b）也研究發現學校與學生間問題，依序包括:學業問題、觀念偏差、家庭問題、偏差行為、情緒困擾、師生關係、同儕與兩性關係、家長與社區關係、學生自傷與自殘；輔導老師所認知的上述各項學生問題，都比科任老師嚴重。智育成績導向，使學校生活充滿爭競、比較，成績好的學生受到關注、讚揚和照顧，成績差的學生日復一日背著書包到學校，只求在老師的垂憐下取得畢業證書。「有教無類」的說法，成了學生心中最大的問號和質疑。
另一方面，以智育為主的學科教育，也造成部分少年的學習障礙，並且產生教育與職業的斷層，少年在學校中背誦的概念性知識，無法幫助他對生活常識的應用，也增加日後社會適應的困難。從事教育工作的專家F觀察到，部分少年進入高職階段後，有機會藉由操作型的技能訓練，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因為這些實作課程不同於智識教育，是看得見、摸得到的體驗課程，學生可以從做中學習，並獲得成就感，解構掉自認為「一無是處」的負面標籤，進一步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事物或未來。
「…好一點是…有一些到高職以後，就絕地逢生啊、枯木逢生這樣子，到高職以後它某種程度不再那麼注重學科上的學習，它有更多的其它學習、操作上的學習，所以，像這些孩子會希望他們有更多操作學習的部分，能夠去操作的部分…可以很容易在這邊有成就感!...他回饋到他…咦…他不是『一無是處』的時候，剛才講到那個自信心上來以後，他會想說那我也可以去讀讀書吧!或想要去四技二專，或想要再升學啊…會類化到他其他的東西，他會自己想說那我…我再想看看『我自己』有沒有想要做其他的事情…」（專家F）
對於有學習障礙、情緒障礙或特殊限制的孩子，現行的教育體制並「不適合」他們，只是增加挫敗感和被排斥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基礎不好，無法接受通識性的教育課程，必須另類思考，安排不同方式、更多元的實驗性教育，使他能夠在學習中獲得生活知識，以及照顧自己的能力（專家D、C、J）。現今的教育體制抹煞許多少年的「機會」，而不是創造機會讓少年得以探索生涯、建構自己的未來（專家J）。
「…不管任何的原因，學習的障礙也好，或是有情緒的障礙也好…有一些很多他自己的『限制』，我會覺得這樣的教育體制是『不適合』他們的!...因為你去學校上那種國文、英文或者是數學啦…，他們是『沒有辦法』吸收的!因為基礎不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有更不一樣的課程……讓他去瞭解週邊的一些生活、知識、教育、一些自我照顧的…（例如:烹飪-買菜、算錢、招呼客人…）。…所以他完全不用上你國中的這些課!...這些孩子不太能夠吸收概念的東西…很多學校的課程都是在教導概念的東西，他們是要實作的東西!那實作的東西!你就是要讓他看得見!摸得到!而且要去體驗!這樣的學習對他們才有意義…有更多的『實驗性方案』會更好。」（專家D）
「…我們這邊不喜歡念書的小朋友，你就安排實用技能班嘛!教他們『基本的』..基本的認知就好!國文會看，基本的英文單字怎麼去查字典，數學簡單的運作能力，其他的歷史地理概要就好了。他喜歡操作型的，你就安排操作型的技能訓練…」（專家C）
「…那時候我們主張說另類的…「選替教育」，讓這些小孩他不喜歡讀書，他到另外一個學校去他可以去學很多東西嘛，女生可以去學什麼美容美髮啦，或者很多其他的技藝，男生也可以學到很多的技藝嘛…不一定要唸書嘛!...但是我們一直沒有這樣的機構…，這些小孩子應該很聰明，他們只是不喜歡唸書，他們有其他的才華，應該讓他們其他的才華能夠有發展!所以犯罪學講說「機會理論」嘛，你沒有給他機會，你硬要他在這裡讀書…」（專家J）
學校以「分數」做為競爭標準，每個人的價值都被「分數」衡量著。在學業上競爭失敗者，「學業低成就」的失敗印記，會如影隨形地貼附在少年身上，使他們在學校的適應發生困難，因為身分地位的挫折，使他們感到讀書不快樂，也有可能受到學校師長和同學的歧視、霸凌，在被集體排斥的情況下（專家I、C），就會發生中輟、逃學、逃家等偏差行為，這是少年保護自己的方式之一。
「…可是我們的小朋友就是成績不好、行為表現又不好、又增加老師上課上…在學校比較屬於問題的同學…老師當然講的是一視同仁啦，但是那是官方的說法啦!...憑良心講，現在老師對學生的印象還是以成績為取向!...我們這些低成就的學生，在學校稍微小小的問題就會被放大、被放大、被放大…他會覺得你態度不好!…可是到學校…可能因為他的成績不是很好，然後他之前因為有一些中輟的紀錄，他中輟以後跟同學的關係就比較…會排擠…我們的小朋友思考比較特殊，他『很在意』同儕對他的接納!...他會覺得被孤立。」（專家C）
（二）「師道不存」的教師角色
「…在這個文化結構裡面，孩子事實上是他自己在走，看起來老師有輔導，我們的政府機構有輔導，但是喔…因為我們現在整個社會教育，包括政治因素，導致老師對學生的輔導『僅』止於在學校的輔導，…形式上的輔導，並沒有發自內心的去愛學生…」（專家P）
專家O認為在少年犯罪預防上，應該重視師生關係，教師可以利用寒暑假拜訪學生的家庭，跟學生建立好的關係，以便瞭解學生的問題，這是教育制度上，教師角色應盡的責任。現實的狀況是，老師未必都能付諸實行。更者，對於較為衝動暴力、適應不良、過動的學生，學校老師通常也沒有能力處理。這種教師「能力不足」的問題，應該透過專業研習與訓練、獎勵制度與考核評鑑來補強，並且建置特殊教育師資，善用輔導老師、學校社工、校外會等眾多資源，而非逕將問題少年的名單列冊交給法院。
「在少年犯罪預防上，師生關係是第一關，教師暑寒假要利用時間做家訪，老師暑寒假是有領薪水的，他們有兩件事情要做，第一是準備教材，第二是跟學生建立關係，今天學生有問題、有困難，家長跟老師沒有建立任何的關係，電話上可以解決問題嗎？假如在『制度上』是他該做的事情，那就是他該做的!...政策的問題…它的規定出來的教師『角色』的問題…」（專家O）
「…比如說有些人就比較暴力啊…或是有些人就會有比較多的適應不良，…有些是他比較躁鬱的，或是他表現出來是過動的，那本來過動議題是一個教育學習議題啊…可是我們的教育如果不太會去處理這一塊，他可能會跟著有一些偏差出來。…教育單位不收的原因，不是因為問題太複雜，而是他們認為他們沒有能力處理這一塊，會把他們弄的雞飛狗跳…以前還碰到學校說逃學逃家的小孩子，他就造冊給...」（專家I）
教育排除的問題，不僅發生在校園內的少年，對於司法轉向的安置機構少年，及接受感化教育的少年，排除效應也很大（專家E）。當法院裁定少年入住安置機構時，機構所處社區及該社區的學校，因為不願意承擔少年的的適應不良、非行問題等責任，也擔憂少年入學會影響他們的學校風氣，因此會較為排斥（專家H）。
「…（在司法系統的少年）被制度排除…第一個，他在學校被排除，…尤其再加上一個『法院』這樣的條件的話，讓他在學校的就學…更不利…。你只要加上一個法院報到的小孩的身分，他在學校會比之前會『比較』好嗎？不會的!」（專家E）
「…像安置機構也會遇到這種問題，一來社區不一定可以接受這些小孩子在他們社區裡面，二來就是他們教育常常就會面臨到…這些學校覺得我們原本的風氣還不錯，但是你如果讓你安置機構的小孩子來我這邊讀，我可能要幫你處理很多他在學校發生的適應不良、非行的問題，它都會排除他…你最好不要來讀!」（專家H）
李茂生（2008）認為教育政策與學校生態若不改善，仍是以排除智識和品格劣質的少年為主，則少年進入司法與矯正系統的可能性將會增加，而超額收容的矯正系統，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力與資源來善盡處遇工作，使得結束感化教育或服刑完畢的少年回歸社會時，沒有足夠的能力與能量去面對現實社會的衝擊，甚至再犯，這是在不同系統中持續循環的排除機制。
當少年人口停留在學校環境中的時間越來越長，但是教育體制仍是以學科式的智識教育為主，這對在多元資訊社會下，接受自主性培育的少年而言，缺乏「適性」的功能，當代的少年人口需要更多實用技能、體驗操作的學習機會，以協助他們未來的職場適應。有關學校教育的改革問題，從早期對未升學未就業學生提供的諸多方案等，到現在開設的技能培訓班，社會結構在轉變，教育環境也必須因時而變，以免釀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二、警政與教育體系聯合的人口監控
隨著少事法、少年福利法的公布，以及多項法規方案的推行，政府對於少年犯罪問題的治理，重心逐漸由警察單位，轉移到少年司法單位，但在預防少年犯罪部分（如中輟生協尋、校園黑幫、毒品等），則以學校和警察單位合作的模式，共同來進行。
早在戒嚴階段，警察單位就擔負著管理不良少年、虞犯少年與犯罪少年的重任，國家體制的民主化進程，使權力的位置，由警政體系移轉到教育單位，但如前節的分析，警政在校園的力量必須能夠「節制、限縮」，以符合維護治安的正當性目的。以專家P認為，少年隊應該專務兒少案件，不兼辦成人犯罪偵查，並針對販賣、轉讓、運輸等犯罪集團進行查察，原則上，少年部分，儘量歸學校給予輔導及教育，但對於犯行惡劣者，仍予以處理，以關心的角度去介入，而非將其視為犯罪人。
「…中央對於毒品的績效都是平等看待之，它會讓基層在抓不到販賣的時候，就抓吸食來墊!只是讓孩子越來越糟…這是政策。…的作法是你可以抓，但是那些很惡劣的，你才抓!要不讓他們通通回學校去，讓學校去教育他!因為他們還有機會嘛。…把那個分數壓的很低很低，…把所有的主力都放在販賣、轉讓、運輸…」（專家P）
「…未滿18歲，我們的治安顧慮人口是針對『有犯罪習性』的，少年能叫『犯罪』嗎？少年能叫『犯罪』嗎？他們心智不成熟，…結果你居然用『治安顧慮人口』的觀念去管理他們，那是不對的!..你這樣會把他標籤化，他會越來會壞…政策的執行要發自內心!..」（專家P）
（一）「被規訓的成人社會」-政策及績效導向的警政體系
相較於少年司法系統，警政體系有更多的機會「必須」處理少年犯罪問題，然而，警政體系依據「政策」執行，再加上首長關注、績效評比及專案考核等因素，使多數警政人員服膺在治理者「賞罰懲處」的規訓力量之下，喪失理念及自我意志的判斷，只能汲汲於升遷、加薪等功利主義思維，來做為個人生存的目標。再者，用績效分數來考核警察的勤務工作，這種作法跟學校用成績分數評定學生素質，是同出一轍，都是把人的能力和付出「分數化」，但是對於無法數字化的部分，例如愛、關懷、善意等，這些我們社會關係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無法數字化的情況下，是否就要全然抹滅，抑或可以另類思考以服務督導、紀錄、獎勵、評鑑、個案訪談等方式來取代。
少年警察隊自1956年臺北市警察局成立少年警察組起，一直是由刑警背景的人員組成，評比配分也以刑事績效等原則為主，導致少年警察的組織紊亂與定位難明，並且，少年犯罪預防需要仿照社工專業，走入家庭與社區，這與警察人員的查察犯罪養成教育，極不相符。上述問題在少年警察涉入周人蔘電玩弊案後，受到檢討與調整，改以「預防少年偏差行為為主，偵處相牽連犯為輔」，並由警政署重新擬定績效評比辦法。雖然如此，根據專家訪談的結果，警政署目前制定的績效評比辦法，仍是以偵查犯罪的移送，來計算積分，對於少年隊功能定位的調整，助益不大。
「臺北市長馬英九昨天以少年隊內部管理不佳的理由，將少年隊長從教育學博士陳東陽換成教育學碩士高壽孫。事實上，少年隊問題並非出於領導者的學歷與能力，而是組織紊亂與定位不明所致……兒童與青少年的犯罪預防、處理與輔導十分專業，需受過教育與心理輔導訓練的人員擔任；但少年隊多由刑警組成。刑警只受過刑事犯罪偵查的養成教育，思維模式以摘奸發伏的打擊犯罪為主，要求他們當社工員輔導問題青少年，就專業領域而言，恐怕是強人所難。……警察多習慣思考用刑罰嚇阻犯罪；但社工人員則思考走入社區與家庭，輔導問題少年向善。……在升遷及績效壓力下，輔導青少年沒有績效嘉獎，自然導向少年隊與刑警隊、刑事組同時競爭偵辦刑案的現實。……此外，少年隊定位的目標太過多元，不但要處理少年犯罪偵查與遏阻，還要肩負一般刑警人員的勤務；太過多元的結果，反而造成專業無法建立。」（聯合報，2002/8）
國家和警政高層單位對專案績效評比的要求，也曾遭遇基層員警的反抗和變相因應。諸如2007年為推動青春專案，查緝少年吸毒案件，而以過高（緝毒績效多兩倍）、不合理（限於逮捕夜間吸毒少年）、未符現實（偏鄉地區較少吸毒問題）的績效要求，要求員警達成。除此以外，警政單位以績效評比的方式，要求每個警察分局每半年要破獲違反著作權法案件，導致員警以逮捕販賣盜版光碟的少年來衝刺績效，而忽略背後的主謀業者與非法集團，這樣的作法也曾遭到院檢的質疑。更甚者，部分少年隊員警在發現幫派或成人犯罪集團，其中摻雜少年成員時，為免打草驚蛇，經常會透過監聽、一網打盡的策略，將成人與少年以組織犯罪名義，全部逮捕移送。雖然受訪專家A與B指出，這些參與的少年並不是真正的犯罪成員或是主謀分子，而是外圍協助運輸毒品、交貨的「牽連」者，但是在少年司法實務者的角度來看，這是警察把少年當作刑事偵查工具的「不適當」作法，少年隊警員在發現少年參與犯罪時，應該立即進行轉介輔導，讓少年遠離不良組織（專家M）。
「他也把少年當作刑事偵查的工具…照少事法虞犯的條文，你要是和不良人士交往，你要是監聽，因為他常用監聽嘛…你監聽到少年有跟幫派的人去交往，你是不是就要介入？轉介輔導，趕快通知家長讓他離開那個不良組織!可是他不是…他不動聲色繼續監聽，監聽到他犯錯之後，一網打盡，破獲龐大的犯罪組織，包括一堆少年，通通移送，用組織犯罪移送…」（專家M）
除了績效評比的體制，政策「關心效應」（concern effect）也是重要議題。任職警政單位的專家A就坦言，許多犯罪類型它本來就存在，但是一旦政府在某段時間挹注大量資源、人力與物力去查緝時，犯罪件數就會往上升，這是政策的「關心效應」，而不是該犯罪類型在那段時間「突然」變得嚴重。換句話說，不同類型的犯罪率，與政策的制定和方向有很大的關聯，諸如政府在不同時期加強查緝盜版CD、逃家逃學、吸毒等，因為政策的分階段目標，使犯罪率也有不同的升降。
許福生（2014）認為目前少年犯罪政策，防堵、治病的意味大於預防及發展，從政府舉辦的各種有關偏差或犯罪少年的活動中可以發現，標籤色彩過於濃厚，除了娛樂意義，對於少年的需求沒有修補作用。內政部主辦的暑期「青春專案」為期約兩個月，由內政部針對各縣市政府的不同局處進行項目評比，範圍相當廣。在少年隊部分，主要評比項目是少年不宜出入場所的查察、少年犯罪預防與查處、取締兒少性交易、毒品、青少年勸導績效、各式活動等。這些繁複的評比項目，對於有限的各縣市少年警察隊人力，是沉重的負荷（專家A）。
在警察勤務的「擴大臨檢」，或「春風專案」等專案執行期間，內政部要求各縣市警察局需要達到一定的績效分數，為了避免懲處與獲得獎勵，專案期間查緝的少年犯罪動作會更主動、更頻繁。在臨檢或專案中查獲的少年犯罪或虞犯，經常會有大量的少年人數（2000、3000人）被移送到法院展開調查與審理，然後部分被判以保護管束、感化教育或有期徒刑，致使執行端的觀護人負荷過重、少年輔育院與少年矯正學校突然面臨「監獄擁擠」的困境（專家I、H）。最顯著的案例是逃家逃學，在大法官釋字664號以前，逃家逃學的虞犯在司法單位仍是大宗，但釋字說明不得收容後，逃學逃家的少年虞犯便轉由教育及社工單位處理，司法單位的處理件數也大幅下降。這與美英國家為了回應民眾對犯罪恐懼的訴求，而增加警力、擴充監禁政策，有相似之處。雖然，臺灣並沒有以擴充警力的方式來處理少年犯罪問題，但是諸如專案期間的「比績效」、政策「關心效應」等，已行之有年，卻總是造成少年司法系統與矯正體系的後端問題。
「但是我希望不要像現在，可能一個春風專案就把很多小孩子都丟過來，可能二千、三千，那個是不正常的!因為他好像捉到，警察大家就記功嘉獎，就沒有後續了!」（專家I）
「『政策的制定』就是影響到後面的執行，譬如說之前盜版CD很猖獗的時候，都在抓盜版CD，執行單位就會很多盜版CD…，但是你現在會發現沒有人在抓盜版CD!…。現在政策都在做吸毒問題…所以，突然、突然這個問題變成犯罪化或除罪化，對執行單位影響就很大啦!...所以有時候『政策』跟犯罪問題有很大的關係!…其實就是看『政策的訂定』!政策的方向去…像那個解釋（釋字664號）一過之後，以前虞犯…逃學逃家的一堆，現在都沒有了…有的法院一送就送一百多人進去，那就監獄擁擠…一擁擠就很多霸凌的現象出現…」（專家H）
最後，警察人員畢竟是執法單位，各項工作應有較為明確的法律規範，以同時保護員警與少年，對此，李建廣（2008）建議應從「預防性查察」的方向，認為警察對於犯罪少年應該以「預防再犯」為主，併行預防犯罪與偵查兩種作法，且應在少年事件處理法中制訂「完整明確」的規範，使警察的「預防性查察」能有法律依據、限縮範圍，與在少年法院的指揮監督下，賦予警察人員多元化的強制性處遇（如採驗尿液、宵禁、登記報到、留置等）。專家M則建議，應該依循「少年法庭和警察機關的聯繫辦法」的規定，由轄區的少年法庭法官都警察的移送業務，對於調查有疑義或缺漏的部分，則透過發交、發查，以退案處理，藉此督導警察移送少年案件的品質。
「…警察轉介少年去輔導，不是績效!所以跟移送一個虞犯到少年法庭，不一樣!所以警察他當然喜歡移送到少年法庭，他不喜歡轉介輔導啊…我覺的在他們那種『文化』下面喔…大概有點難啦…除非就是說它設一個督導機制，在業務的督導上，讓法官去督導它!轄區的少年法庭的法官…去督導警察業務…這是有法律規定的耶…比如少事法它有一個子法，叫少年法庭和警察機關的聯繫辦法，它是一個法規命令喔…裡面呢…那個少年法庭的法官就等於檢察官一樣，他對他有發交、發查的權利，…案子你就可以批啊…叫他去查什麼，或是他查的不好，你就可以退啊…其實在少年法庭因為它是採全案移送原則嘛…所以法官對轄區的警察，他是有指揮權的!他是去準用那個司法警察的指揮條例，本來就可以指揮，當然就可以督導啊…」（專家M）
（二）警政與教育體系的權力位移
從本章第一節、第二節的分析可知，警政體系對少年犯罪或偏差行為問題的「壓制」/「管控」/「懲處」等，是歷史發展的產物，然而，民主政治的思潮，使警政體系也面臨放低身段、與民親和的轉變。當前，這些懷柔的治理形式，雖然不若過往的強硬、充滿懲罰性質，但從Foucault的權力/知識來看，仍是一種掌控「預防少年犯罪」知識，以安全機制為主的權力遂行，更者，這種警政力量的背後，必定有國家政治策略的意識主導，目的在促成少年人口的均質化，以便利管理。李茂生（2008）就指出，1997到2007年這十年來，少年隊將少年非行的揭發，用來累計業績點數，造成少年虞犯人數不斷增加，而少年隊員警頻繁地與學校加強聯繫、增加空間式的區域巡邏等工作策略，這些都不是對少年寬容的態度。
以校園霸凌為例，該問題於近年受到注目，除了對「純淨校園」的期待，與擔憂子女在學校受到欺壓傷害外，媒體對校園霸凌的報導量，與報導內容對霸凌「過程」的細節描述，也會讓社會大眾感到更加不安。在社會不安的時機，國家治理者的「高度重視」、「必要時動用法律手段」等高分貝用語，雖然可以迅速回應民眾需求，但只是將「校園霸凌」事件導向「犯罪」問題來處理，以更多的法律制裁與警政力量來進行回應。如同英國的發展模式，此時，我們感受到的則是警政體系的積極查察行動，卻未必能意識到國家政策的安全機制效應。
｢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事件震驚社會，府院高度重視。馬英九總統連日致電教育部長吳清基、內政部長江宜樺表達關切，行政院擬成立反霸凌專案小組，宣示政府決心。……馬總統也高度重視此一問題，行政院長吳敦義次日即要求教育部建立完善機制落實執行。教育部今天將在行政院會提出「營造友善校園禁絕霸凌行為」報告。」（聯合報，2010/12）
｢行政院長吳敦義昨天主持治安會報，要求教育部檢視防制校園霸凌的各項機制，必要時應動用法律手段。他並指示警政署成立專案，查辦進入校園發展組織、毒品、色情及暴力的案件。」（聯合報，2011/4）
｢教育部長吳清基昨天表示，該宣導的都宣導過了，從今起不再容忍霸凌，只要再有霸凌事件發生，霸凌者一律送警局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處理。…依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少年事件處理法等法令，都可處罰霸凌者，一定要讓霸凌者接受法律制裁。」（聯合報，2011/3）
再以校園毒品氾濫問題的處理為例，報導指出「很多學生不以吸毒為恥，有人還認為「拉Ｋ」很時髦，價值觀嚴重扭曲」，這個論述使用否定他者（少年）、肯定自我（社群、國家的道德紀律）的「再現策略」，呈現出拉K少年具有偏差價值觀的問題。
報載刑事局及法務部的發言、教育單位與警政的密切聯繫等，都是為了導正拉K少年的偏差價值觀，「保護」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採用的治理形式包括:2009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通過，將K他命等三、四級毒品列入管理，對於使用者或持有者處以罰鍰與毒品危害講習；K他命的氾濫也造成少年虞犯人數的增加，因為三、四級毒品並未實際成罪，但是警察在發現時，仍可依照少事法「虞犯」條件移送法院，使用K他命等少年虞犯的暴增人數，也迫使司法體系不得不推出「行政先行」政策，要求各單位在移送少年虞犯前，應先自行輔導或轉介輔導；教育單位以清查輔導使用毒品者為主；警政單位除與學校間建立對話窗口、加強校園訪查、積極蒐證外，也以查緝製毒源頭為目標，追溯毒品來源。另外，臺中的檢察單位對於使用K他命後開車或騎乘機車者，則逕以公共危險罪起訴移送。
｢很多學生不以吸毒為恥，有人還認為「拉Ｋ」很時髦，價值觀嚴重扭曲。……刑事局指出，學生吸毒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都有關，各警察機關目前都主動與校園保持聯繫，強化通報機制；有些染毒學生本性不壞，可能只是因為同學間的誘惑或一時好奇，不小心誤碰毒品。」（聯合報，2013/5）
｢刑事局長林德華說，「校園掃毒」專案重點在防制毒販黑手伸入校園，誘引學生吸毒及藉學生販毒；警方不僅要抓源頭製毒工廠，下游、下下游的毒蟲「也不輕忽放過」。……刑事局也要求各縣市警局少年警察隊加強校訪查察，和各級學校建立聯繫機制；密切掌握有素行疑慮學生或中輟生校內外行為及交往對象，防止學生遭販毒集團控制誘引吸毒、賣毒，「變成同學拉同學涉毒的氾濫情況」。（聯合報，2012/5）
｢據了解，二○一一年到二○一二年的學年度，教育部「校安通報」發現藥物濫用學生有一千八百一十人，同年度警方查獲青少年吸毒一千三百四十九人。……法務部認為，目前我國高中、國中學生約一百六十八萬人，以百分之一藥物濫用盛行率推估，應有一萬六千八百名濫用藥物的潛在人數；實際查獲或通報數字，都只是冰山一角。……法務部認為，販毒集團背後可能有黑道分子…」（聯合報，2013/2）
這些治理形式忽略若干議題，誠如專家I與P所指出的，少年的家庭收入不足、貧窮、就學適應的問題，是少年吸食K他命的潛因，當少年群聚在一起後，少年的周遭環境都認同「拉K」是時髦的行為，少年也就容易認同他人的價值觀，加入「拉K」的行伍來擺脫生活中的挫敗感受，崇尚享樂的快感。
「那你如果說小孩子為什麼會有犯罪，會有虞犯…或是碰K他命，那『一定』會有他的原因…這原因剛開始應該不是小孩子『對法律不懂』，或是他不知道法律嚴厲性，我覺得不是…比如說剛開始可能是一些低收入…或是貧窮的議題，那如果那時候社會福利已經進去了…在前面可以解決一些就學的問題，在學校可能適應的問題，或是前面那個貧窮的問題跟著他學習低成就等問題，啊如果學校可以處理好，基本上也不會引發其他的偏差…」（專家I）
「…『我的環境跟你的環境不一樣!』，…我們兩個世界應該是平等的，…問題在於『定義』!...（所以次文化是一種標籤？）對!…所以他吸毒是因為他的價值觀念錯了…他周圍環境充滿負號，你叫他怎麼選擇正號？…所以，孩子是因為群聚…價值文化、價值文化…」（專家P）
綜上所述，黨國威權時期的警政體系，將少年「趕」回校園，當少年人口群聚在校園內時，學科教育的概念性教學，無法啟發少年的潛能及學習興趣，反而增加挫敗經驗，導致校園內的問題行為不斷。此時，犯罪集團也趁勢利誘少年，從事規避刑責的犯罪行為，或是向少年兜售毒品，警政單位為了偵查績效，也與學校「密切聯繫合作」訪查犯罪集團及觸法少年。以「校園」為權力剝削場域，少年-犯罪集團-警政體系，三者間的關係儼如犯罪防治的「加工廠」，不斷製造出犯罪少年，而後端的少年司法及矯正體系，則默然處理著前端「政策效應」的產物。
在「防治」校園暴力及黑幫、毒品入侵校園、校園霸凌等理性霸權的背後，學校單位看似不斷遭到侵犯的「被害者」，犯罪集團及少年則成為「加害者」，警政體系則是法律與秩序的護衛者。但是，校園內的少年權益問題，包括制式教育的淘汰機制、競爭的同儕關係、能力不足的教師角色、在學少年被害問題、檢查書包、列管少年、家庭訪查、校園環境維護等措施，絕大部分都是學校單位應盡的改善責任，而非警政體系。更正確地說，學校的設立，不只是為了達成為國家、市場培育人才的目的，「傳道、授業、解惑」的理念，是提醒學校及教師如何藉由「師生關係」，使少年發現自己與他人的價值、潛能、未來的夢想，並學習與自己和他人和諧相處、接納尊重。
三、被排除的論述:預防與輔導的實質內涵
「…我覺得警察工作在於『預防』!...所有警察都要這樣…舊的警察觀念在『破案』，…然後，我們的民眾好像也覺得警察就是在破案…我覺得警察的工作在『服務』和『預防』-服務大多數沒有犯罪的人，預防什麼？預防你有機會…我們犯罪有犯罪的時間、犯罪的情景、還有一個是犯罪的人，這幾個它才能夠成一件犯罪的發生!假設我們把犯罪的時間看好…，把犯罪的情境改善，他這個人就幾乎不會犯罪了!沒有犯罪的動機…」（專家P）
在少年犯罪治理的議題裡，「預防少年犯罪」與「少年輔導」、「加強保護青少年措施」等，是常在報導文本出現的語彙。就各縣市少年警察隊與少年輔導委員會的角色功能而言，應以何者為是?大抵而言，「預防」是指在犯罪尚未發生前的管理作為；「輔導」較為中性，可以指稱犯罪發生前、後，且具有專業性引導的意涵；「保護」則意謂著守護弱者的責任。
我國「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規範」，明確規定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之基本原則為「預防少年偏差行為為主，偵處相牽連犯罪為輔」（引自許福生，2014）。蔡德輝（1997）研究指出，少年警察隊理想的角色功能，在於預防少年犯罪為重，並加強對少年的輔導保護，其建議少年隊應該積極發揮預防少年犯罪的功能，並積極推展各項少年輔導預防工作:協調有關機關、社會團體與民眾，指導從事少年犯罪預防；設置籃球場、游泳池、柔道場、健身房等活動場所，指導青少年從事有益身心的活動；利用巡邏、查察、監視與調查等方法，剷除足以引起犯罪傾向與情境的因素；利用寒暑假組織社區青少年並指導其從事正當活動；經常與社區內家長保持聯繫，尋求家長合作，共謀問題之輔導預防與解決（蔡德輝，1997:36）。
現實上，楊永年（2006）研究指出，因為少年隊員警的養成教育，並沒有教育輔導背景，且是刑警身分，在處理少年犯罪時，難免以嚇阻及壓制（逮捕、追訴）等工作策略為主，預防與輔導的功能較為薄弱。簡吉照（2010）訪談警察人員時發現，實務工作上的困難包括:資源不足、缺乏整合單位、輔導人力不夠、家長配合度差、轉介的困難、法令授權問題、志工人力、警力不足等。對於上述問題，在專業教育的強化部份，專家P對於少年隊專業不足問題，在該縣市首長的支持下，運用教育訓練的研習機會，將少年隊員警培養成種子教師，當少年隊的觀念先改變，才能再繼續去影響警政體系內、外的其他單位。這樣的作法突顯出「管理者」角色的重要性，即便人力、資源均有短缺的問題，有熱誠的少年隊與少輔會管理者仍然可以運用各種策略，突破現況。
「我覺得警察在少年犯罪不夠專業!...整個警政不重視…每個月都找老師來上課....就是種子、…就是種子…的觀念要先改變…」（專家P）
然而，從專家P的論述裡，也可以領略到:
第一，警政體系對於「少年犯罪」的專業性不足，在警察養成教育及警政生態，對於處理少年犯罪問題的「觀念」過於僵化、績效導向，這使得臺灣的少年警察隊在專業形象、內部功能定位上，長久以來都遭到質疑和非議，特別是對於民意代表的關說、新聞報導的揭露等（專家P）。實務上，警察單位對於校園內經常逃學、逃家、頂撞師長者，會以勸導的方式約束行為；對於與不良人士接觸的少年，也會進行家庭訪視，阻斷犯罪的產生；更常連結基金會與宗教團體接濟貧困的少年及其家庭（簡吉照，2010）。對於這些無法被列入績效分數的「善舉」，尚未被制度化的列入警政體系。
「…專業的結果，可以不用管外面那些民意代表啊、那些有的沒有的瑣事（例如記者），兒少是不能上報的!而且很隱晦的、有被害人的…這邊露新聞要處分他!要記他過!...」（專家P）
第二，地方首長對少年隊工作的支持，會影響少年警察角色功能的建構，及整合組織網絡的實質程度。以臺北市為例，早期臺北市少輔會的工作模式，能夠成為令人欣羨的典範，原因之一是縣市首長的主導，目前，部分縣市首長（如新北市、高雄市）也陸續重視這種「預防」、「輔導」和「保護」的概念。因著縣市首長的重視，少年犯罪的預防與輔導工作才能集結少年隊、警察局、教育局、校外會、社會局、衛生局、勞工局、原民局等各局處，來進行整合性的問題研討與分工規劃。
｢高關懷中心 反毒反霸凌 守護青少年 新北宮廟、網咖動起來｣（聯合報，2013/3）→…市長朱立倫元月指示成立「高關懷青少年中心」，並設反霸凌專線0800-580-780；……教育局校園安全室主任彭允華指出，高關懷中心採任務編組，除市府教育、社會、衛生、民政、原住民各局外，還結合地方法院觀護人室和臺北、士林、基隆、板橋等四個地檢署及派出所。
｢少年隊決定推出暫時訂名為「點亮家中溫暖燈」的輔導計畫……誤入歧途少年大多來自不完整的家庭，家長因工作賺錢或其他因素，無暇照顧少年，造成少年在同儕慫恿下犯錯，所以警方將主動與學校輔導室、社會局及勞工局等相關單位結合，除了幫助少年，更要幫助他的家庭步上軌道，讓少年有個可以安心棲身的家。……少年的初期偏差行為，應由學校輔導室負責輔導，警察不要動不動就介入，反而容易激起少年叛逆心態，少年隊員警不必一直扮演執法者角色，可以轉換成少年的朋友，以朋友立場表達關心，把少年拉回正軌。」（聯合報，2013/4）
因著縣市首長的支持和主導，能夠整合性連結在地化的資源網絡。章光明（1999）也認為，警察機關在處理少年問題時，應強化與其他行政部門的協調聯繫；銜接社區與司法，主動與家庭、學校聯繫；加強秩序維護功能；充實少年問題專業能力；明確化勤務活動應注意事項。這些治理策略，都是以少年的需求為核心考量，而不是為了滿足成人社會的恐慌不安、民粹取向、政治人物的操弄等面向，因此，必須仰賴對少年輔導有理念的權力者/治理者，進行組織單位的聯結，僅靠單一部門的力量，在整合其他單位時，因為權限或位階問題，可能會面臨較大的困難。同樣地，專家D指出，過去，臺北市少輔會強調以尊重「委員會模式」規劃工作，是為了運用「生態系統」的觀點連結家庭和社區，並協調聯繫社區內資源網絡的形成，這是警政體系的行政角度（著重績效與偵防），所無法達成的部分。
「…其實如果用少輔會的model來…它是用一個『委員會』的方式，就是有實務工作者，和學社工的、犯罪防治的、還有學諮商輔導的，這些人他們一起來…走出…規劃出工作模式，…所以它強調是『委員會』的模式。…如果各縣市的警察單位用『行政』的角度來執行工作，而不是借重這種『委員會』的模式的話，…當然會不一樣!就是要尊重委員會本身，或是委員會獨立。但是我覺得弄到那個行政體系的時候，會比較麻煩!談到組織，就會很麻煩!…火車頭最好是做社工的!他會更清楚怎麼去連結家庭和社區工作!（生態系統）…警察還是績效和偵防為主，所以是有差別的!」（專家D）
針對少年輔導委員會（簡稱少輔會）的部分，根據簡吉照（2010）的研究歸納，少輔會雖然隸屬在警察局少年隊，但是他們以社工專業扮演的角色包括:教導少年法令與規範、重視家庭訪視與親子關係、協調社區網絡資源（如校園安全座談會、校外會、學校內的個案研討會等）、配合法官與觀護人對少年進行輔導、接受警察轉介的少年輔導工作等。換句話說，少輔會是中間的轉銜與轉介者，除了個案服務外，也需要藉由委員會模式在不同體系間積極進行聯繫協調。
警政署雖然一度希望將臺北市少輔會模式（少年隊員警配搭少輔會社工雙軌輔導）拓展開來，但是因為各縣市地方政府的意願與預算問題，始終無法達成在其他縣市充實少輔會人力的理念（專家I）。這個問題，已於近年出現曙光，2010年4月23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訂「強化少年輔導工作執行計畫」，及研擬「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增聘少年輔導委員會約聘僱人員計畫」，預計擴充全國少年輔導人力至418名（引自許福生，2014）。在少輔會人力補充後，如何有效發揮各縣市少輔會的功能，銜接社區的資源網絡，就是下一個階段的重要課題。專家E就觀察到，其他縣市在目前發展少輔會的工作上，仍有定位不清楚的難題，因為少輔會附屬在警察系統，少輔會的社工並不清楚自己的功能定位與內容深度。
「警政署也想這樣做，…因為警政署覺得警察輔導這邊一定要有一些人幫忙，啊就是臺北市少輔會那種模式，因為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是有那個依據的嘛…只是讓每個縣市去落實而已，所以那個立法面比較簡單，可是困難就困難在現在各縣市政府不願意把資源放在這裡，因為那個沒選票!對!地方政府的財源其實有限…比如說每個縣市增加三個人力就好，對他們來說就是困難的!....（重點是）『錢』跟『人』!」（專家I）
「…○○市從前年開始，少輔會大量擴增…但是它的分區人很少!好像只有一位、二位而已，然後到目前為止，他們的『定位』都還不是很清楚!...就是這些少輔會的worker到底要做的，到什麼程度？他們自己的定位到現在都不是很清楚!…因為它（少輔會）在少年隊，少年隊在市警局，所以它（少輔會）是警察系統…」（專家E）
對於社區網絡的建置模式，專家P、專家D與學者許福生分別提出不同的想法。專家P的「社區經營」模式，是以少年警察隊為主，透過定期拜訪學校單位、追蹤少年在家裡或校外的行蹤，以維護治安的立場去介入；專家D建議應由社工員以生態系統的觀點，分析不同社區的型態、資源等，規劃團隊的工作網絡，讓生活在社區裡的少年及其家長，都能夠參與在其中，而非僅是流於活動形式的政策執行。
「我覺得警察最大的工作在『社區經營』!...像我們講學校好了，你要『定期』去學校拜訪…學校每天都有事…，我們會追到外面…所以社區經營啊…，我們還會追到家裡去…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個家庭有家暴、高風險家庭、父母親羈束孩子不去上學的、家裡是幫派、宮廟陣頭在影響他的，…我少年隊才會介入!我是從維護治安的立場去…（如果學生只是因為懶，不去上學，那是學校的責任，應該由學校老師去家訪）。」（專家P）
「…以往幾乎…其實『大部分』的孩子還是在社區，所以，你變成孩子在這個社區裡面游走，家長在這個社區活動，所以你其實還是可以在一個社區裡面去看到，社區的模式或是什麼…所以，社區是可以依這個社區的型態跟資源，還有看怎麼整合讓這個家庭跟少年，可以在這個社區裡面…不同模式的犯罪預防或輔導工作，它是可以規劃的…對少年的行為或是常出入的場所，有一些分析，然後你知道怎麼進行勸導和跟關懷…所以有時候春風專案，就是帶個活動意思意思，打漆彈、烤肉…後面都流成這樣的形式，我覺得那個（社區）team，要有那個網狀的資源給少年…要有那樣的機制，由誰來主導就很重要!」（專家D）
許福生（2014）則建議設置「少年輔導中心」，其指出1997年日本有鑑於少年犯罪問題的嚴重性，由警察單位制定「少年非行綜合對策推動綱要」，並確立以「又強硬又溫柔」做為運作基本原則，參照日本的作法，我國在執行上除具有「感動力的嚴格取締」外，也須強化具有「實效性的深切關懷」、「健全培育型的偵處」方式，每年「青春專案」等活動期間，也應該發動「淨化社會運動月」，消除社會上不利青少年成長的環境。為此，其也曾於2004年6月24日的行政院少年事務促進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建議於各縣市設置「少年輔導中心」，從法制面、制度面與執行面積極執行，發揮「綜理、協調、規劃及推行縣市區域少年犯罪防治與輔導，並增進社會參與」之宗旨（許福生，2009）。
總結上述，考量臺灣的發展現況，教育體系管理最大宗的少年人口，隨著十二年國教的政策推動，少年停留在校園的時間也不斷延長，在學少年的「犯罪預防」與「輔導」工作，就顯得非常重要。然而，目前教育單位與警政體系的合作模式，未必有益於少年偏差行為的輔導，雖然有諸如專家P、新北市「高關懷青少年中心」、高雄市「點亮家中溫暖燈」輔導計畫等「例外」的成功案例，但卻需高度仰賴有理念的縣市首長支持，再加上願意全心奉獻、不計較績效分數的少年隊成員，方能奏功，這樣的機會通常「可遇不可求」。因此，原則上，除非涉及具體犯罪事實的情形，警政體系（包括少年警察隊）不應該任意進入校園偵查，並且，應與學校輔導室共同合作，著重對觸法邊緣少年的保護輔導，而非壓制。未來，少年警察隊的存廢，可以再行斟酌，使全部警力回歸犯罪偵查、情境犯罪預防，並將少輔會獨立出來，直屬各縣市政府首長主導、與各級學校密切聯繫，整合協調公私立單位的工作規劃，針對重點區域進行社區工作模式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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