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僅是整體少年政策的一部分，少年政策還包括人口政策、家庭、教育、社會福利、醫療衛生、警政等（郭豫珍，2005a）。少事法從1962年制定、1970年少年法庭成立迄今，乃至1997年大幅度修法，仍有若干問題需待修法或調整，如殘存的刑事文化餘毒、資源/預算/執行/人力不足問題等，但最主要的難題，還是來自社會機制的殘缺薄弱，及議題倡導的不足，使少年司法系統無法達成原初的美好理念。
在少年及家庭福利政策部分，脆弱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單向救助思維，使許多家庭獨自承受各項悲劇，社會工作原應在被排除者與主流社會間，進行協調整合的工作，使低社經或弱勢家庭的結構限制得以被打破，積極協助家庭的動力與功能得以發揮（Chambon et al., 1999/2005；湯淺 誠，2008/2010）。然而，目前切割的方案、片斷的福利服務、僅認同「被害者」基調的政策方向，並不能適切地提供少年及其家庭有效的服務，只是徒增各公私立機構單位在資源重疊與聯繫上的困擾。
一、少年司法能夠「回應」社會問題?
「…我覺得少事法其實它有一個很美好哲學的想像是在…它覺得『人』是有改變可能的!...所以我不會去認同什麼生來犯罪人說，…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那是無窮的可能…只是說你到底有沒有用對方法…或是那時間點…少年法庭在跟他的接觸活動中，其實就是告訴他『你可以有別的選擇』…你不見得就要用這種你自己也會付出很多不利的代價…」（專家M）
專家M認為，少年司法是回應社會問題的機制，法官必須要「解決問題」，而不只是審案下判決，少年法庭法官因此必須學習更多法律規範以外的智識和資源、實際運用的能量等，例如:社區資源是否足以讓少年返家接受家長嚴加管教，或是必須交由觀護人保護管束，抑或必須隔離社區環境，裁定感化教育等。
「…辦少年事件的經驗是好的，因為它可能是回應社會問題的一個『機制』!...重點是…最大的挑戰是你要『解決問題』!所以就迫使踏進這個領域的人，就必須要『雜學』…就是要學的很雜…就是除了法律規範給我們內涵之外，它的那個『能動性』!...比如說要交家長嚴加管教，還是要轉介給社福團體，或是你要讓他進入保護程序、假輔（指假日輔導）、保護管束、感化教育或安置輔導，那你一定要瞭解說社區有哪些資源。」（專家M）
突破法律的思維，將視野移轉到社會場域中的「少年生態系統」，藉由連結資源的方式，來促成少年犯罪行為，甚至其家庭功能的改善，這是少年司法「解決問題」的初衷，但是，司法體系的若干特性與文化、政策機制的配套擘劃等問題，顯然是處於邊陲的少年司法，短期內無法跨越的門檻。目前，臺灣少年司法的運作，正面對兩大面向的挑戰，呈現的面貌則是少年司法系統內、外斷裂的諸多現實，而「法律」的理性霸權及階級傲慢，則是使少年司法理念逐漸受到扭曲侵蝕的潛因。
（一）弱勢的少年，邊陲的少年司法
雖然少事法自1971年即開始施行，但是真正以「教養保護原則」運作，則是在1997年大幅修法之後的轉變，這些轉變除了法規的修改，還有少年司法人員經由專業培訓等，重塑對少事法精神的理解，及福利措施的諸多運用，例如:安置輔導等。也就是說，在1997年以前的國家不安全、社會不安全時期，無論是以成人刑事司法程序，或教罰並重立法的少事法施行，其實皆僅是「少年犯罪政治化」的治理形式，對於犯罪少年（含虞犯少年）的處遇，都是以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全為考量的懲罰壓制，而未考慮少年的個體權益及發展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少年司法系統也會受到政經結構、社會環境的諸多影響，1980年代以後，臺灣朝向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發展，1990年代，為了因應社會上暴力與功利主義瀰漫的社會失序問題，新保守主義政權仍以強硬姿態「打擊犯罪」，試圖藉由警政體系和教育體系的聯手，處理少年偏差價值觀所釀造的惡質化犯罪問題等。在強調道德懲罰、法律與秩序的新保守主義施政下，臺灣少年犯罪治理的論述歷史，能夠在1997年「斷裂」，轉向從寬的「保護教養」原則，除社會文化對少年族群的憐恤等感情因素外，以立法委員謝啟大等為主的少事法修法團隊的堅持不懈、多數少年法庭法官對回應社會問題的熱情投入，也是重要關鍵。這些歷史發展的印記，也相對地突顯出臺灣的公私立單位，長期以來漠視犯罪少年處境及權益，只徒望藉由警政力量壓制少年的犯罪行為，並將其圈限在校園內，以安撫成人社會對「少年犯罪」的無能為力與焦慮。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是目前少年司法體系的政策擬定單位，初始，少年司法業務從刑事廳移出時，尚無主體的精神，僅是附屬在國家刑罰權的範疇，為了實踐「司法應該敏銳回應社會問題、解決問題的理想」，所以成立少年及家事廳（專家M）。然而，司法體系以民事、刑事、行政法院等為大宗，少年法庭所屬的「少年司法」在司法體系位處「邊陲」（專家M）。專家I認為，原因在於臺灣社會中的兒童少年一直是屬於無聲、無權的「弱勢」階級，有關兒少的法律，也經常不會受到特別的關注（除非有特別的社會議題被報導出來）。
兒少法規的「弱勢性」，反應在徒法並不足以致行，在歷次兒少法規制定與修正後，如何務實地執行，才是使少年福利政策真正「完備」的關鍵。誠如受訪專家I及M所言，在諸如兒少法等修法之後，司法體系與其他部會間會有許多責任上的紛擾，或是國家治理者在各項機制的功能建置未盡完全。例如少事法增訂的「安置輔導」處遇，在立法理想上，雖然希望讓觸法少年遠離監禁人身自由的矯正機關，改採社區化、家庭式教養的安置機構，但在修法後的難題卻是，沒有機構有能力收容來自司法轉向的少年，因為司法轉向少年的偏差行為，需要不同的專業輔導，育幼院所等原有的專業人力與資源，並不足以承載這些被法院裁定安置輔導處遇的少年。又如目前社會福利、精神醫療、諮商輔導與親職教育等領域，對於處理犯罪少年的人力不足，專業知識也需要累積，這些都造成少年司法在立法理想與現實環境中的窘境。
「…少年法庭其實就是一部份!…你會想去實現制度裡面它的可能，為難就是在這個理想當中，它的機制應該發揮如何如何的功能，可是在『現實面』上又常會碰壁!…那是說法官你可以這樣做這樣做…可是並沒有實質的資源，可以讓你可以使用的!」（專家M）
1999年，部分少年法庭法官，果敢地「走出法院」與民間機構溝通，希望能邀請民間機構成為少年法庭的資源單位，為少年共同努力（專家M）。這是審判者面對現實的問題，昂然走出法庭，積極尋求解決策略的開始，但也反應國家政策的殘缺怠慢，以及民間非營利組織對於「少年司法」的認識不足，更深層的結構因素，則是臺灣社會長期以來，無視少年犯罪問題「應當被積極協助處理」，只希望犯罪少年能夠被「關」起來，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避免危害大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及安定生活。此外，對於少年犯罪問題的處理，無法僅在司法體系內解決，少年司法人員必須連結、援用社會機制及資源，也藉此改變社群對犯罪少年的刻板印象，改以「成長中的少年問題」、「社會變遷影響下的被害者」等觀念，來對少年階級提供協助。
在政策規劃層面，將「少年犯罪問題」交由執掌審判的司法體系主導，量刑定案的法官如何以法律專業，擘劃涉及「很多」部會協調的少年政策議題，並獲得其他單位領域的配合，這不是「單向」的立法或裁判可以完成的任務（專家E）。雖然，起草修法者嘗謂，當成人社會不願負起積極責任時，少年司法應該替代成人社會，透過犯罪學的指引積極拓展、組合社會資源提供給少年（李茂生，1998b:40）。但目前以少年司法體系為重心，高度期待該體系能處理所有「少年犯罪問題」，或是認為少年司法能引領臺灣「少年政策」的未來發展，這些盼望可能短期內的實現可能性不高。少年犯罪問題需要整合性的工作模式，結合不同部會與領域共同合作，單純專精法律或審判工作者，在少年政策的研究發展與規劃上，會面臨許多難以突破的困境，例如:政策的延續性等（專家E）。
「…...有些法官帶著很大的理想抱負進來做調院辦事，但是做完一段時間，他發覺好像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它要涉及到『很多』部會的協調……這幾年少年司法的最高當局，他們對這個議題的想法、思考啊…是有在轉變!是有在轉變!但是他們待的不久，而且最主要他們的背景是法律背景的，可是他要去做一些青少年政策的擬定或是推動，就是覺得有點不搭嘎啊!…我們整個國家把少年犯罪的司法處遇，放在法院的審判系統裡面，…為什麼不能把它放在社會福利呢？…它只是附屬在審判系統，在整個審判的大餅之下，你預算也分不到…你要受到的關注，也不是那麼多…；然後所有的思維和設計，是法官、法官兼任的廳長、調院辦事的法官...但是他只是一個調院辦事啊…一年多就走了，所以政策沒辦法延續啊!...」（專家E）
在實務運作部分，賴恭利（2005）以「少年司法處遇福利化」為研究主題，訪談法官、觀護人、公私部門社工後發現，雖然少事法是以「保護優先」的原則來處遇少年，但是這樣的觀念還需要更明確定位、全面推廣、執行者的用心實踐；對於社會資源的連結分工、評鑑等相關配套措施應予以法制化；充足人力與經費；強化親職教育功能等。除此之外，為了不讓少年輕易進入限制人身自由的機構處遇（少觀所、感化教育處所、少年矯正學校），社會還有哪些機制?哪些社會福利場域?心理諮商場域、醫療場域?親職教育場域?其中，它們是如何執行?對於少年的處遇，會有什麼效果?（專家M）。基本上，少年司法人員必須瞭解並運用這些機制，但屬性「被動」、「內抑」的司法系統通常無法主動「倡導」或「改善」這些結構性場域的問題（如召開記者會等方式），以適切少年及其家庭的需要。
更甚者，生態系統論指出，個人行為是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所以少年多數是在結構面受到破壞，導致無法與家庭、師長、同學等建立好的「依附關係」，才會偏行觸法，因為在好的依附關係中，會有規範的內化和引導，教導少年如何遠避危險、保護自己，所以，不管對少年的處遇為何，都必須把「依附關係」做為一種專業工具，而不是只在行為上做社會控制（專家O）。故此，司法工作者必須深入少年的家庭，去協助家庭系統的改變，而非逕自對少年施以觀護、安置、隔離監禁，利用制度去「責備受害者」（專家O）。
「…從生態論來講，…環境因素大？還是個人行為受環境因素所控制？…在觀護、矯正、包括福利系統，對犯罪少年的『環境因素』，有多少改變？…這是制度裡面欺負受害者，叫做『責備受害者』的制度…我們一直在分析他就是社會制度結構下的犧牲者，但是我們處遇又只針對他!...這些內容你去看，是社會控制、社會控制喔!還是透過我們協助他，協助家庭，用團隊的精神來做一些改變!還是只是針對這個小孩子來做行為控制？監禁、安置、隔離，都只是社會控制嘛…出來以後，他仍然改變的非常少!因為他家庭沒有改變，他個人的改變也會很少…」（專家O）
（二）「傲慢與謙卑」-法官階級道德律則
D法官的期許：「法律人要先解構過去我們自己在這個文化裡面對職務的基因，就是說那種，譬如說【傲慢的基因】啊！就是【你行使權力其實是你應該要更謙虛】的啦！因為你是這麼個權力，所以反而是你在整個行使權力的過程必須是非常的謙卑的，謙卑是說譬如【你要讓出一個舞臺喔！然後讓其他專業者可以達到你的舞臺上，而讓他非常可以完全有安全感的，也非常受尊重的，然後就是也感覺到他非常榮譽的，能夠來這個舞臺為我們要共同去服務的這個當事人去服務。】（D-2-1）」（引自黃玉清，2007:151）
行使權力者的「階級傲慢」，會腐蝕少年司法的理念根基，及與其他公、私部門專業人員間的合作關係，損害少年在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權益。
謝靜慧（2008）認為我國的少年法制，將少年視為刑事處遇的客體，偏重集體主義的社會防衛觀點，近幾年來，逐漸轉向以少年為特殊權利主體的最佳利益思考。何明晃（2009）則指出，不管少年司法如何福利化，還是國家機器對少年生活領域的干預，依舊存有刑事司法的本質。專家M也憂心地表示，在少子化、家事法院成立後、國家資源不足等情況下，如果少年法庭法官、執行檢察官仍用刑事法庭的思維來執行，「少年事件」很容易就被刑事的文化與作法，淹沒它的本質，其認為對於少年司法理念的落實，不僅需要有專業的人員、認同的想法，還需要能夠具體實踐的行動。
「我覺的少年法庭的法官，我覺得啦…它會越來越式微，它會越來越像刑事法庭，因為少年越來越少嘛…（而且會被家事吃掉）…對!沒錯!沒錯!…少年法庭的法官如果抱著刑事法庭的思維，他執行起來就有可能像刑事法庭這樣啊…少事法其實就是除了有人在這個位子上，有人認同它之外，他還要去實踐!雖然實踐起來很辛苦啦!對…因為資源其實也非常的少…少年事件…它很容易就會因為它刑事的文化、刑事的作法淹沒了它的特質…」（專家M）
法規政策的美好理想，都需要系統裡的執行者，真正懷抱熱誠和意願、付出心力，與其他專業人員虛心合作，和少年建立關係，持續對少年產生影響力。對此，李茂生（2001）觀察到不僅司法體系的人員無法確知己身與刑事司法的界線，連觀護體系的社工人員也因為案件重擔和社會壓力，而無法積極認知己身的任務。畢竟，個案負擔的工作量經常超額的情況下，要仔細兼顧每個少年的需求，是有相當難度的。
另一方面，如果法官不採納觀護人的調查意見和建議，應該在判決書中述明理由，不能僅依照法官個人意願為之（專家O）。此外，在修法時，僅著重法官權限的展限，未能顧慮實務工作者面臨的問題（專家C），也是少年司法「階級不平等」的權力剝削。「觀護」並不是少年司法體系的附屬，而是專業團隊的成員，需要法官以「工作夥伴」的態度來尊重，共同為少年付出心力。
「…在那個系統裡面，真正有理想和意願，真正付出心力，跟這些所謂的少年，好好去跟他們建立關係，好好去影響他，有多少？…我認為他們意願上的困難有二個，第一個工作量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少，第二個，雖然我們有法官越來越開放，可以進入到它整個系統裡面，可是整個問題是法官在裁決、在做什麼，還是法官個人的意願為之…如果你不採納（觀護人的調查意見），應該要附在判決裡面，陳述理由說明…。這都結構的問題…」（專家O）
「整個修法的政策…對實務上…在修法有時候考慮到整個整體性的政策，沒有辦法顧慮到實務上在執行的人的問題癥結，跟找出問題…在修法上，它會考慮到法官在案件審理上的…比較順利!比較能夠展現法官審理上的權限、power!比較沒有辦法顧慮到實務工作者的問題…」（專家C）
依照周愫嫻（1998）的早期研究指出，有七成的少年進入司法體系後，會受到各種輕重不等的處遇，但是被處以較嚴厲性處遇者比例僅有5%，法官最常運用的是由觀護人執行的保護管束和假日生活輔導。有問題的部分是，少年法庭法官身兼轉向、審理、裁處、輔導教育等多重角色，可能有違程序正義之虞；使用比例較大的保護管束、假日輔導或感化教育，使觀護人與少年輔育院（含少年矯正學校）等的人力負荷過重；更生保護、社會福利與教育機構等，與少年司法體系的認知、合作與協調，還有強化的進步空間（周愫嫻，1998）。
對於法官裁定少年事件處遇的考量部分，周愫嫻（2004）以臺北地方法院1996年的2,282件少年管訓事件，分析裁定書與個案報告書，研究發現我國的少年司法審判體系，並不會因為少年出身的家庭社會階級（如父母教育程度、經濟條件等），而對少年產生差別待遇，比較適合用來解釋臺灣少年司法體系的應該是互動論，而非衝突論，因為法官的判決標準是在於少年司法體系如何看待犯罪少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年齡越大者（如15歲以上）獲得的處分越重（如感化教育或保護管束），12歲以下的兒童，處分集中於交付家長嚴加管教或訓誡；家庭經濟狀況越貧困者，獲得的處分越嚴厲，特別是感化教育處分，貧困少年約12%，富裕少年約6%；並且，以父親的社經地位或教育背景，做為衡量家庭社會階級、家庭結構與功能健全的主要指標，所以父親的教育程度愈高，少年獲得的處分越輕；在父母部分，父母婚姻關係不完整、不和睦、不能以適當方式教養少年的家庭，少年獲得感化教育及保護處分的比例高（周愫嫻，2004）。由此可知，臺灣的少年司法體系傾向以「國家親權」的理念，採取感化教育或保護處分來「替代」家庭的功能缺陷，如貧困、低社經、父母婚姻不睦、教養失當等，而非「支持」或「改革」少年及其家庭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上述這些少年司法系統內、外的問題，看似肇生於系統內部，但卻也是國家政策的不當所致。首先，最容易處理的應該是觀護人力負荷過重的問題，藉由增加觀護人的員額考招，或是由司法院編列預算或募集經費，以委託方案方式，轉向邀集衛生福利部、民間社福機構共同合作，都是可行的辦法；少年矯正機構的資源導入、更生保護的強化等，也可以藉由相同的方式強化體制。
其次，國家治理者應該持守少年司法政策的「理念」與「堅持」，使得少年司法體系能不受到刑事司法文化淹沒，少年司法也不致邊陲化、難以獲得資源分配，這是「政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司法實務工作者對於施政者的倡導遊說、對社群大眾的觀念宣導等，是必須持續進行的社會改革工程。至於，少年司法體系與其他教育、福利、警政體系間的整合協調，也有賴國家治理者等「有權力的人」的主導支持，當「權力沉睡」時，公民力量的運用是喚醒「有權力的人」的積極行動之一，但不等同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等激烈手段，透過網路媒體的方式，集結公民力量，也有可能促成變革的產生。
（三）被排除的論述:少年司法的議題倡導與修法
整理歸納受訪專家對少年司法的建議，包括:研究發展機制的建立、修法的議題、檢警執行面的改善等，詳述如后: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應建立「研究發展」機制，例如委託學界進行研究（專家E）、長期統計分析處遇類型、少年特質、新興少年犯罪類型等，統整後對國家主政者、不同治理體系與社群大眾提出呼籲，並研擬服務方案，提供民間機構競標，執行委託服務（如轉介輔導、更生青少年之家等），並經由記者會的主題發言，向外界說明少年司法目前的需求與亟需的資源，尋求社會支持。
法案政策的修正前，應由學術界提出對少年司法制度的觀察，及應檢討修正之處，統整各地實務工作者意見，傳達第一線遭遇的問題與現況、可能的解決辦法，使主政者、實務界與學術界形成一個鐵三角，來進行「目標擬定-策略規劃-執行效果-評估改進」的循環式行動研究，並將研究的發現做為下次修法或政策決定的改進依據（專家M）。如此一來，不論政策擬定者如何變動，少年司法體系的定位還是清楚明確，並且能夠長期持續下去。
「…少家廳也可以委託學界來做研究啊!...所以，犯罪少年被關懷的程度就被壓掉了…它難道沒有需要被值得報導、倡導和投入資源的嗎？…」（專家E）
「學術界其實要跟實務界，尤其跟主政者，這三個面向，它其實應該像一個三角…它其實才能夠去回應說這個制度它操作的如何？那它是不是應該有哪些檢討修正的地方？比如說少家廳是負責政策…然後學界過去十年以來，學界對少事法的操作它有沒有哪些『觀察』？它提出哪些建議？哪些看法？那你在修正的時候應該通通把它納進來…那實務界呢…它要負責回應第一線的問題，因為有些第一線的問題不是這些學術研究，或是做政策的人他看到的，所以法官應該要反應第一線他遭遇到的這些困難…比如說發搜索票、是同行還是發拘票？」（專家M）
少事法第二十七條，針對犯重罪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少年犯，也可能交由檢察官以刑事程序發動偵查，這是修法當時，立法者擔心對於少年過於保護，所以對於重罪少年犯設下「逆送」的規定。但目前實務上的運作，警察將少年移送給檢察官之前，並沒有經過少年法庭的把關，亦即在程序上，少年被視為成人嫌移犯來對待，而部分少年法庭的法官也認為，在警察移送之後，少年法庭法官才有處理權。
對此，專家M建議，應該依照少年法院（庭）與司法警察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讓少年法庭法官準用司法警察的指揮條例，對警察有發交、發查、批案、退案等權利，使少年法庭法官對轄區的警察，有指揮與督導權，這樣才能確保警察移送少年事件時，程序與移送內容都能符合少事法的精神。
「…然後我們少年法庭的法官提出來的理由是說，我們只有在你們移送給我之後，我才有處理權…你要交給檢察官去發動偵查權的時候，要經過少年法庭的把關，它設計的目的是這樣嘛…可是現在實務上的運作是，你們移送給少年法庭之前，少年法庭都不知道發生這件事…你已經讓他進入偵查程序啦!刑事偵查程序已經開啟了，…他（少年）就被當一個成人的嫌疑犯對待啊!...我覺的這是說我們還有一些刑事訴訟遺續的文化殘害啦!...這是有法律規定的耶…少事法它有一個子法，叫少年法庭和警察機關的聯繫辦法，它是一個法規命令喔……那個少年法庭的法官就等於檢察官一樣，他對他有發交、發查的權利，…案子你就可以批啊…叫他去查什麼，或是他查的不好，你就可以退啊…其實在少年法庭因為它是採全案移送原則嘛…所以法官對轄區的警察，他是有指揮權的!他是去準用那個司法警察的指揮條例，本來就可以指揮，當然就可以督導啊…但是向來都沒有人去重視這一塊!」（專家M）
在警察與法官的連繫部分，當行為人未滿18歲時，警察局應該要向「少年法庭法官」聲請同行書，法律依據是少事法的全案移送原則與法官先議權，而不是向檢察官申請拘票，少年的同行和成人的拘提，兩者法律依據不同，用意也不同。其次，警察局筆錄有關少年部分的告知權利事項，應該告知少年有選任輔佐人的權利，這是依據少年法院（庭）與司法警察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以符合程序正義中的法定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而不是如現況，筆錄制式內容仍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一條的權利事項（專家M）。再者，依據少年法院（庭）與司法警察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警察對於少年的「夜間訊問」，應當經過法官許可，少年的情況不同於成人，需經法官許可，避免少年直接進入刑事偵查程序，被當做成人嫌移犯對待，或是直接交由檢察官發動偵查權。這些都是臺灣司法中刑事訴訟文化的遺毒，使少事法無法貫徹它的精神和保護作法（專家M）。
「…你去看警察局的筆錄喔…少年的，然後告知權利事項的時候，你去看他告知的少事法的權利事項，選認輔佐人，還是刑訴法91條的權利事項？…否則幹嘛去訂少年法庭和警察機關的聯繫辦法？…因為那個聯繫辦法『不是』法律，所以根本沒有人會真的去用它!...現在就變成說它有點積非成是，所以應該要修法，把它訂到少年事件處理法裡頭去，把警察跟少年法庭的這個部分…拉到少年事件處理法…因為是『程序』的部分嘛….程序正義其實沒有符合法定原則啦!沒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專家M）
「警察局要向少年法官聲請（同行書）啊...因為行為人是未滿18歲，那就不可以向檢察官申請…否則那個全案移送原則訂假的!少事法的先議權訂假的!...大部分的人都還是去跟檢察官申請，包括警察通知少年來到案，不來他要發拘票，他也去跟檢察官申請…那少年法庭的法官也都樂得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少年的同行和成人的拘提，那不一樣啊!...」（專家M）
「…依照聯繫辦法，警察要夜間訊問少年喔…要經過法官許可耶…成人他只要經過被告同意就可以夜間訊問，可是『少年』是要求要經過法官許可喔!…」（專家M）
在執行檢察官部分，也發生過執行檢察官略過少年法庭法官判決的案例。原經醫師鑑定，需要門診治療的少年，執行檢察官逕發執行指揮書，將少年移送監禁處所進行服刑治療，導致少年在監禁處所發生問題，意圖自殺。這是因為執行檢察官把少年事件當作做一般刑案處理。為避免對少年人身自由造成侵害，諸如此類問題應該送請部務會議進行懲處，避免日後再有相同的事件發生（專家M）。
「…少年法庭我就是說…現在是執行檢察官的問題，法官在裡頭就講的很清楚了，就是他的強制治療只要（門診治療）…而且是透過醫師鑑定，不是法官自己隨口說的，可是檢察官呢…他也不管、不看你的理由，反正你的治療通通都是進監禁處所嘛…所以他根本不管那個孩子是可以門診治療，就送進監禁處所，而且他也只適合做門診治療，門診治療其實對他才合適，因為那個孩子他還有其他的問題，可是執行檢察官執行指揮書發了…就叫你去看守所去服刑，所以那個孩子後來在裡面就有一些狀況啊…後來就不曉得在哪裡找到鹽酸，反正後來就…就…就是自殺…就是那個檢察官就是把它當作一般的刑案嘛…一般的強制治療都是通通送進那個矯正處所啊…這個問題『照道理』應該拉到部務會議，法官的執行是要他去做門診治療啊…你檢察官把他送去監禁治療，這何等大事耶!侵犯到人身自由耶…」（專家M）
最後，總結上述分析，雖然認真用心的法官與觀護人不計其數，然而，當少年司法體系仍是一種封閉自制的「法律系統」時，他們的付出無法被透明檢視、無法獲得其他體系的認同、更無法縮短「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展望未來，少年司法對少年保護的精神與作法、在少年司法領域中的各項努力和理念，與建構有助於少年及其家長「改變」的機會與資源等，必須以各種方式積極「感染」前端的警察執法人員與警政署高層、福利系統與學校教育體系等，才能使少年犯罪問題的處理，從前端的「預防」到後方的「矯正」都能切實貼近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核心信念。
二、社會控制導向的福利體系
少年司法體系對於社會機制之一的社福體系有許多的期待，也盼望透過修改兒少法的方式，來督促社福體系投入犯罪少年的輔導工作，使少事法與兒少法的配合，能夠成為協助犯罪少年的重要機制。但是，臺灣的成人社會及國家政策，長期不重視少年福利的規劃與服務提供。早期，雖然已有少年福利及保護的呼籲，但時值少年不良組織、少年犯罪行為惡質化等問題橫生，「防制少年犯罪」、「預防少年犯罪」等主張，使少年的「被害者」身份受到遮蔽。
新近少年犯罪（虞犯）問題，是有關吸食三級毒品者的通報後處理，原本依照新修訂的兒少法第五十三條，應由福利體系受理通報後，提出調查報告，並向通報人回報，但是當司法院在與衛生福利部協調時，衛生福利部認為他們的社工人力不足，無法受理這些少年虞犯的調查處理，所以，當社工調查後發現少年個案繫屬於法院時，就會逕以結案方式處理（專家N、H、I）。「社工人力不足」雖然的確是一個問題，但是福利體系認為「犯罪少年」與社會福利體系「無關」是更大的問題，犯罪少年或虞犯少年也應享有國家的公民權益，不應該被系統性排除，或堆積在司法、矯正體系。
「少年保護事件的聯繫與整合，現在典型的像兒少權益保障法53條，現在吸三級（毒品），相關的人要通報到福利體系，福利體系要去做處理（提出調查報告，並向通報人回報）。但是實務上，他們認為三級的…這個是司法的!福利體系就不接…」（專家N）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吸食毒品的虞犯，因為虞犯依照兒權法是要通報的，但是通報以後呢…要做什麼呢？…社工只要查說這個個案有沒有在法院，有在法院，這個案子就『結案』!...譬如說少年送感化，結案…少年在法院，結案…」（專家H）
「…因為本來兒權法第53條附近，本來對這種偏差行為的少年，其實他們的社會福利也要介入啊…因為，他們本來做那個高關懷、高風險家庭，原則上跟這個邊緣有關係，但是他們對有觸法以後，他們就覺得不是他們的議題了!他們是有這種觀念…他們主要是講說他們的社工人力的問題，調配只能做一些被害人部分，比如說兒虐啦…頂多做到兒少性交易，…恐怕沒有辦法再往前跨一步做有偏差行為的小孩子…」（專家I）
如前所述，臺灣「少年犯罪問題」知識的弔詭現象是，不同時代、不同治理體系對於少年犯罪問題的原因，都能夠如學者般地，分析出家庭、學校、社會等不同範疇的影響和功能缺陷，但在治理形式的採用上，卻仍是以管控手段為主，特別是前端的警政與教育體系，更是承受國家治理者的指示，依循政策「預防少年犯罪」。這種針對少年個人行為的社會控制，在福利領域，亦是如此。深究其因，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裡，對於「犯罪」的被害恐懼感，和對「犯罪人」惡性的嫌棄，高於我們對「少年」的關切憐憫，因此，對於少年階級的「排除機制」，在不同的治理體系會以不同形式呈現，內部結構隱藏的則是對「差異」、「他者」的社會文化排斥，以及部分執行者對於己身職責的懈怠。
（一）片斷的福利方案及專業服務
臺灣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適逢福利國家所造成的政府財政負擔、福利依賴等議題的辯證時期，在歷屆執政團隊「經濟發展優先、福利暫緩」的聲言下，社會福利制度及資源的建置，遠遠不及英美等國家。但是，在解嚴後，民間組織等社會抗爭中產出的諸多福利政策措施，雖然一度使福利擴張，卻高度集中於選票人口，並且，多以方案形式委託民間辦理。
曾華源和李仰慈（2012）認為許多政府部門採取購買方式提供社會福利服務，使得服務品質缺乏一致性與可靠性，因為個案服務是高度互動關係的內容，當政府部門只透過服務數據來瞭解服務狀況時，得到的往往是表面的資訊。不只是公部門將福利方案委託給民間社福機構執行時，可能會產生服務品質的疑義。實務上，最常聽聞的就是通報人陳述通報兒少保護或家暴等問題後，許久未見社工員訪視，或通報紀錄石沉大海，抑或社工員草率處理的事件。不管是公部門或民間社福機構的社工員，如果在職務上有疏忽怠惰、延遲處理，導致個案或案家遭受身心危難或損害的情形，仍應依法提出告訴。但是，這個問題卻長久以來，都遭到漠視，致使無人可以監管公私部門社工員的服務品質。
民間社福組織雖然有使命、有熱忱、願意主動回應少年需求，因為受限於機構使命、組織規模及募款不易等，常使服務的拓展受阻，如果以承接政府方案的方式來取得經費，又必須遵循政府方案的契約和方向，較難以從事真正適切少年及其家庭的服務。然而，誠如Harvey所言，民間非營利組織或社福機構等，所倡導的弱勢族群問題及需要，並不能真正代表弱勢族群的聲音。更者，政府將福利服務大量委託民間經營的結果，使資源在民間單位進行「第二次分配」，除社工人力的聘雇費用外，扣減機構運作的行政成本、方案項目執行率等，弱勢族群實際獲益的部分，常有被高估或美化的結果。或可謂，「福利服務委託民營化」創造出大量的「福利產業/福利經濟」，許多民間非營利組織或社福機構，因此得以仰賴政府的方案，維持機構的營運及發展。但是，國家利用方案委託的方式，也藉此得以方案審查、督導、評鑑等，收納/重塑民間非營利組織的力量，使之接受國家權力的規訓作用，自願性地協助執行政策，而非踐履社會改革的基進行動。
此外，公部門（如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無法在方案執行時，深度介入對民間社福機構的服務督導。個案服務的高度隱密性、個別化，僅能透過個案紀錄呈現，即便委託方的公部門藉由外聘督導的方式，欲確保、協助民間社福機構的專業服務品質，因為外聘督導的專業經歷等問題（特別是缺乏該領域實務經驗者），還有未能對民間社福機構有較多的瞭解，容易使委託方的外聘督導成為「監控」民間社福機構的變相策略，也增加社工員在接受督導時的時間成本消耗。更甚者，部分外聘督導給予的粗略或有違法之虞的意見，因為無法與執行機構及社工員共同負責，反而導致社工員在實務工作上無所適從。
另一方面，陳毓文（2001）也認為，目前我們以少年「問題」來區隔服務，容易使少年游走在不同的單位間，造成資源的浪費，因此，必須致力於資源與服務的整合工作。專家O與L觀察到，福利服務的「方案化」、「民營化」，使得福利輸送呈現片斷、不連續的現象，不僅無法切合少年及其家庭的實際需要，也使得機構在合作上必須花費更多時間。
「像現在又是高風險家庭…一大堆…單位跟單位之間光是個案的切割就…合作上就是要花很多時間…」（專家L）
以高關懷的學生為例，學校單位會有輔導老師或學校社工進行校內輔導；在校外部份，則有少年警察隊或少輔會社工的訪視；向法院報到時，又必須受到觀護人的保護管束；回到家裡，他的家庭也許也被納入高風險家庭處遇方案。對少年來說，他必須不斷的在這些單位的實務工作者面前反覆陳述，他近日的生活與行為，也可能藉此獲得許多重複資源服務（如心理諮商）。這種缺乏整合性的服務，並沒有真正切合少年的需要，只是令少年不斷地在社會控制的網絡受到拘束，「確認」他不會產生偏差「行為」。家庭問題亦同，在接受高風險家庭處遇，可能家庭本身已是低收入戶，或有身心障礙服務的訪視社工、衛生局自殺防治的志工、父母正在接受離婚的家事調解等。同時，這些方案的片斷性，也使得少年及其家庭難以即時獲得協助的管道，反而增加求助時的無助感，及對公部門或助人專業感到不信賴，影響後續專業關係的建立。
再者，分析當前臺灣社工養成教育和職場現況。首先，少年專業服務是相當自限的，我國的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教育養成，是以「案主自決」原則為主，但是偏差或觸法少年的處遇，必須配合社會控制與行為矯正，這些有「控制」或「矯正」特性的處遇策略，並不符合一般傳統社會工作的教導，且有時被認為有違反案主自決的專業倫理之虞，但是矯正社會工作或司法社會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在避免少年再蹈犯行，以致傷人害己。曾華源、李仰慈（2012）也認為社工人員在為少年提供服務時，應該去思考少年是處在什麼環境之中，所提供的服務與內容，是否能夠協助少年抵抗和脫離這些不良的社會環境。
不管公私單位，社工人力是普遍不足的（特別是在偏差行為少年輔導部分），並且，因為社工員的待遇僅有2至3萬元有餘，使社工員的流動率非常高，同一個案件或少年個案，可能因為社工流動率過高的緣故，必須不斷適應新的社工，服務的提供也相對的不連貫。此外，部分社工人員對於工作沒有熱忱、缺乏專業歷練（專家P），只希望領一份穩定的薪資，對個案服務常以例行性的方式處理，或忽略過去，礙於社工員對於個案服務的高度個別性，雖然可以透過督導機制來進行協助或管理，但是，如果提供少年個案服務的社工沒有使命感、足夠的專業能力、責任感等條件，「福利服務」的實質還是無法達成，反而徒增少年及其家庭求助時的無力感，也虛耗國家在福利預算上的負擔。
「社福中心人少、人員流動率太高!太辛苦了…待遇不好!社福組織是被錢困住了，政府組織是有錢，但是不知道怎麼花？…因為社工的流動率真的太高了!還有些社工沒有熱忱…」（專家P）
對於少年及其家庭的服務輸送，也充滿迷思和缺乏發展性。以家庭的經濟問題為例，「福利補助和津貼」是社工員能夠提供的「具體」資源之一，但是這種津貼的供給福利未必能夠解決少年及其家庭真正的問題，甚至可能造成他們心中的負面感受。在臺灣社會的傳統文化，多數人還是希望能以自食其力的方式，來管理自己的生活和金錢，領取補助和津貼，容易使他們遭受歧視的眼光，質疑領取者「沒有能力」照顧自己或家人的生活。此外，「福利依賴」的問題，也常讓社工員感到惶惶不安，不知道自己為個案申請的補助，是養成他的貪婪依賴，還是真的協助個案渡過緊急危機。
相對地，對於協助少年及其家庭就業、財務規劃、建置社區資源網絡等發展性服務，也相對不足。探討箇中原因:首先，少年及其家庭可能因為家人健康問題、子女年幼需要照顧、就業技能不足、缺乏交通工具（如機車）、尚在就學等，而無法獲得維持家計的收入；其次，所處地區過於偏鄉、遠離市區等環境因素，也是原因之一；最後，家庭的病理因素，如家庭暴力、酗酒、親子關係不睦、婚姻問題等，也會造成就業意願上的難題。上述原因，許多都不是社工員或公私部門機構，可以個別處理改善的結構問題，而是需要國家政策的導入擘劃，如改善偏鄉經濟、幼兒托育、精神疾病患者的到府服務等。
總而言之，在缺乏適切的政策規劃和督察，又欠缺專業單位提供以少年為核心，針對家庭問題進行長期性、整合性的在地輔導方案等考量下，資源的浪費是較小的問題，但是少年及其家庭在這麼多的服務方案和資源協助下，問題沒有得到緩解，甚至惡化，可能才是更大的問題。
（二）責備?支持?-家庭政策的思考
「…從教育到輔導，到所謂的犯罪防治，可以更多元性的，有專業的人員進來，然後做比較細緻的處理。…因為大家切一部分嘛…你學校處理他學校的部分，但是家庭這部分永遠是『最失落』的!但是，少年會發生問題，一定是來自家庭，可是那個點是最困難的!也最缺乏專業的人員介入，也最缺乏長期性的、整合性的輔導方案。…」（專家D）
具體來說，從早期到現在，臺灣都沒有「家庭政策」來協助家庭養育子女，支持家庭面對社會環境的變化。不可否認地，「家庭」是人格成長最重要的場所，在幼兒期，我們就能夠發現某些需要被適當教導的習性、不合宜行為、情緒問題等。但是，所有的國家政策都是各做各的，沒有一貫性的整合政策，來支持家庭在福利、教育、經濟、職業、健康、財務規劃、犯罪預防等問題，特別是對於偏鄉地區與弱勢家庭，我們的社會支持並不足夠（專家O）。少年犯罪的問題，與家庭結構及功能有密切關係，家庭是孩子最基本照顧、監督和預防偏差的系統（專家R、C）。
「…我們從生態、從所有人的關係來講，…『家庭』是人最重要的成長發展的場所，我們所有這些政策，犯罪的政策也好，矯正的教育政策也好，…弱勢家庭才有弱勢兒童，對弱勢家庭的『協助』，到什麼程度？很少…我們並沒有一貫的家庭政策!...弱勢家庭所面對的不是只有福利的需求，它有教育的問題，經濟、職業、就業的問題，它有所謂的健康的問題，它有財務規劃…非常多非常多的問題…但是我們是各部門分著做，並沒有一個統合的家庭政策。」（專家O）
許多進入司法系統的少年，他們的家庭在經濟和資源上都非常欠缺，卻又不符合社會福利的申請標準（李芳南，2010）。從治理的角度來說，如果對弱勢家庭的社會支持不足夠，少年在家庭中就可能產生問題，在進入學校教育後，許多相同家庭問題的少年群聚在一起，問題就會更惡化，後續的犯罪處理或矯正，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補救措施。對於父母照顧不完善的孩子，需要給予長期、充足的溫暖和照顧，並且營造出家庭式的感覺，使孩子能夠對重要他人產生依附、有安全感（專家R）。我們不能奢求偏差或犯罪的少年立刻改變他的言行，因為一個犯罪少年的養成可能是十幾年的時間，所以，我們如何能極不合理地要求少年在2至3年內就變得循規蹈矩。為此，專家R建議在家外服務部分，可以採基金會的形式來運作，將不同需求的少年安排到不同的家庭式機構，妥善照顧3至5年；在家內服務部份，可以仿照美國的護士與家庭照顧計畫，從母親懷孕開始到小孩二歲，就針對單親或有行為問題的媽媽，讓受過訓練的護士每二週拜訪該家庭，提供子女的照顧和教養指導。
「…我覺得還是要給小孩子更多的溫暖、照顧、小孩子更好的這種『家庭式的感覺』…我覺得這個最好!...小孩子需要很大的愛心…需要很大的這種照顧!很久的照顧…我們都是急功近利…希望小孩子你馬上就給我變好!..…」（專家R）
另一方面，在發展家庭政策的層面，也應該以社區為單位去整合網絡，「在地化」照顧少年與家庭的需要，目前臺北市社會局已經和民間單位開始合作，建置社區服務網絡，使福利服務不致因為方案的切割而斷層，而以社區為單位的作法，也可用外展工作策略，動員社區的力量與資源，形成更緊密的社會連帶，從預防性到後端關顧，協助有需要的少年與家庭。惟須注意的是，王增勇（2005）以社區照顧為例，提醒當局及福利執行者必須以案主的需要為主，貼近案主的生活世界，發展一種在社區中對生活方式共同想像的對話溝通與行動，而不是任由社工等專業人員執行「規格化」的既定業務，使社工等專業人員成為科層體制的工具，控制案主的生活空間。
以臺北市某資深少年機構為例（專家L），來省思結構面向與不同治理體系間的應有心態與作為。臺北市某資深少年機構（以下簡稱○○機構），從早期以榮譽觀護人的角色，協助法院與矯正機關輔導犯罪少年族群；繼之，拓展輔導能量，進駐學校，以團體工作及學校社工的方式，輔導學生的偏差行為與生涯規劃；隨後，受理社會局的委託辦理社區少年服務中心，乃至以少年及其家庭為主，將服務據點遷至社區。
「…服務應該是在他們（少年）的社區!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點，從原本的辦公室搬到他們自己社區的所在地…我們服務應該到孩子『有需要』的地方!...那個地方可能有貧窮的問題、低收的問題、老人的問題…我們有去當地戶政事務所談過，去學校、跟里長談過…其實是弱勢家庭的關懷工作。…我們看到一些孩子的需要，我們認為要去回應…不可能一直坐在那邊…所以，以外展的概念，這個社區這樣的孩子…從預防性到他後端的問題…」（專家L）
上述種種作法，都是因為○○機構敏銳地發覺少年與家庭的需求，不斷主動回應、結合公部門與社區資源，共同投入少年犯罪的預防工作。而以社區據點為主的工作模式，則有利社會連帶與關係的整合，因為個人生活不會脫離周遭環境太遠，因此透過社區環境的改善、活動辦理、志工人力的培訓等，能在社區建構效率且富有人情味的服務網絡，這是片斷式的福利服務或方案，無法形成的強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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