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在實務工作上，反正虞不虞犯，孩子就在那裡!因為『虞犯』是我們定義的啊…對我們來講，其實沒差的!...但是這些孩子還是在我們手中!今天他還是在我們手中啊!今天你用這個法條讓他接受感化，或是被安置，過了他還是回到社區啊!...那回來還不是在社區我們的手中嘛…。對我們唯一比較好的優勢是，當我們沒輒的時候，那我們就請法院…他的虞犯行為…。那只是說…現在我們要另外想對策，再『多一點』幫助這個孩子!…」（專家L）
新近「少年虞犯」議題，正好使國家決策、不同治理體系的問題能夠被「集結」在一起，藉此重新思考對於少年、對於少年犯罪，過去的做法、現在的措施與未來的政策，將會產生哪些影響。
早期，除了不良少年組織外，舉凡服裝儀容不整、行為不檢者，都會被警政單位視為「妖形妖狀」，於巡邏時，給予矯正督導；其後，少年逃家逃學問題，成為主要的虞犯議題，學校單位雖然建置中輟通報系統等措施，但也仰賴少年司法體系協助「處理」少年的問題行為，因為許多逃家逃學者，也伴隨著觸法、犯罪行為。大法官解釋664號後，單純的逃家逃學少年，轉由教育單位輔導，諸如各縣市教育局的校外會、學校社工、輔導室教師等，也陸續增設。
近年來，少年虞犯人數的暴增，從逃家逃學問題，轉向對吸食K他命者（簡稱「拉K少年」）的關切，都與社經結構、學校生態、政策重點等有重要關聯。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霸權力量，將「人」的認定，由「社會人」轉向「經濟人」、「消費人」的理解時，對於沒有資產、不具經濟能力，也缺乏權力的少年階級（不論是弱勢少年或中產階級少年），成人社會及國家政策的對待方式，是「排除」、「控制」或「支持協助」，會影響生態系統對少年的模塑，而少年也會以相同的方式，回應社會的對待。這些潛藏的權力意識探討，都必須在撕去表象經驗的符碼，如「保護」、「預防」與「輔導」等用語之後，才能被校正，並檢視成人社會施展權力是否具有正當性。
一、大法官解釋664號的衝擊
2009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664號解釋，認為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少年經常逃學或逃家，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應由少年法院（庭）依法處理之，法律概念涵蓋過廣、不明確；另，經常逃家逃學少年不得再令其收容於少年觀護所或感化教育處所，而應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對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中的「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從實務上觀察，經常為少年個人特質、父母管教功能不佳、不良同儕影響、家庭結構破碎、經濟困頓等，這些問題多數聚生在低社經人口，因此，大法官不僅考量拘束人身自由的必要性，也試圖避免將低社經少年以「虞犯」名義收容於司法系統中。其後，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也陸續修正通過相關規定。
針對釋字664號，內政部兒童局與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於2009年召開會議，並建立執行機制，2010年9月各縣市政府彙報結果，地方法院共計責付16位逃學逃家兒童少年，其中責付家長5位、安置機構9位、交付保護管束2位，惟責付家長後仍逃家者有4人、逃離安置機構者3人（引自許福生，2014）。由此可知，責付家長與委由安置機構處理少年虞犯問題，並無助於少年虞犯的輔導效果，反而放任少年得以更自由的方式游走犯罪邊緣。
整理各縣市政府的工作困境包括:（一）法院透過警察找到家長，但仍要求社工在晚間趕抵法院共同簽名負責；（二）法院責付少年為臨時通知，沒有書面知會，社工人員僅簽名就將少年帶回，無法取得個案相關資料；（三）家長拒絕帶回，或案主無意願接受安置（但與案父關係惡劣，也不願返家）；（四）經社工評估家庭功能尚可，但法院仍裁定暫時安置；（五）少年自陳使用海洛英、在外遊蕩、夥同友人提供槍枝等，法院仍裁定安置機構等（引自許福生，2014）。從這些社工回報的問題裡可以發現，法官在責付少年虞犯時，對於社工的專業評估、兩難問題等，並不尊重，逕將問題轉由社工人員處理，這種體系間的合作模式還有協調、溝通的空間。此外，家庭難解的問題、非自願性案主的反抗、少年具體的觸法行為等，這些困境都有待研議深究。
（一）虞犯「行政先行」政策
對於釋字664號及少年虞犯暴增問題，近期，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提出「行政先行」政策，希望能緩解少年虞犯居高不下的人數，轉向由福利、教育或警察體系輔導，也避免少年進入司法程序受到標籤化。然而，除了標籤理論對少年犯罪問題的警示，更重要的議題是，國家政策與不同治理體系（包括少年司法），必須重新省思當代少年犯罪治理的適切作法，而不是通通交由少年司法體系處理。少年司法體系面對虞犯問題的衝擊，也可以藉此重新定位己身角色，謀求與其他治理體系間的雙贏合作策略。
司法院的「行政先行」政策，僅以少年虞犯為主，要求對於未曾輔導過的少年，不要直接移送到法院，應該先自行輔導或轉介輔導，「行政先行」政策的起因是考量到虞犯比例增加的太快、太多，讓少年司法單位無力負荷。在美國，對於微罪少年的處理，會以轉向的方式，讓少年不要進入司法程序中；英國以大量的社區刑罰來處遇少年犯罪行為，避免監禁式處遇的運用，也希望藉此讓少年補償與修復社區間的關係；日本則是由行政機關先行處理約90%，極少數少年才會移交到法院（專家I）。
司法體系認為12年國教之後，大部分的少年停留在校園的時間會更長，學校可以藉此加強輔導能力、連結心理諮商與醫療資源等，先行輔導少年的相關問題，如果真的無計可施，再移送法院處理，因為虞犯本來就不是犯罪行為（專家N、H），宜交由學校、校外會、社會局、勞工局、司法保護官等單位先行輔導（專家I）。另一方面，大法官也認為少年「虞犯」的概念不明確，這在司法實務上也有相同的觀察，甚至部分法官考量虞犯條文的不明確性後，也不輕易使用。少年虞犯行為不是犯罪，也沒有侵害別人，虞犯的概念和種類應該重新思考，「不良少年及虞犯預防辦法」也應該藉此廢除，回歸少年事件處理法（專家E）。專家E觀察到，對於少年而言，透過司法程序將虞犯收容後，也會使他們更難以適應返校後的生活。
「虞犯這些規定的定義都太抽象!太模糊了!模糊到連司法單位自己都不敢處理…根本就把虞犯的條文整個從少年事件處理法拿掉!...整個拿掉，回到少年福利…虞犯那些條款真的有那麼『嚴重』？…將心比心，如果今天我的小孩因為虞犯而進去…也是虞字第幾號前科…虞犯，…我們談轉向、轉向講了很多年啦!...因為『轉向』最大的用意是不要『前科化』嘛…你進到法院就有『前科』啊!你進到法院，我再轉介出去，你還是有『前科』啊!...…664之前，對於虞犯收容之後，他反而更不能回學校了!...因為他有一段時間不在學校，…你有沒有想到孩子的『面子』問題啊？你沒有考慮到孩子的『感受』啊!」（專家E）
學界與司法體系的實務工作者，對於少年虞犯的轉向議題，各有支持、反對論述。偏向司法院「行政先行」政策的考量面向，包括:
郭豫珍（2005b）認為，對於「問題少年」的矯正，應該從制度上徹底改變，讓少年事件處理機制中的司法與社福體系，能順利合作協調，對於故意觸犯刑罰法律的少年，交由司法體系處理；微罪或過失的少年，則交由社福體系處理；至於虞犯少年，則根本排除在司法體系之外，由公私單位結合資源，教化少年。鄭瑞隆（2009c）也建議對於虞犯少年應由社會福利體系介入處遇，並建置適合安置收容虞犯少年的機構，強化轉向輔導機制，在社區中建立專業團隊與輔導模式，落實社區處遇機制。
然而，現行制度運作下，將虞犯少年轉向福利體系，會有若干難題，李芳南（2010）指出目前實務上對於少年虞犯的處理，是以少年司法機關為主，積極地整合各資源單位，其他社政或教育單位的態度比較消極被動。何明晃（2009）認為這種問題的肇生是因為教育單位失職、社會福利與更生保護機制不足，所以造成大量虞犯少年被納入少年司法體系，而社會大眾也相信司法的強制性收容手段，能對虞犯少年產生嚇阻作用。在「應然」與「實然」之間，蔡坤湖（2010）指出2003年以後，少年虞犯的比例逐漸增加到10%以上，最初是逃家逃學的少年虞犯，佔所有少年虞犯的80%，雖然當時少年司法體系的專業概念與能力，已能部分協助學校與社會福利機構處理逃家逃學的少年虞犯問題，但這不代表少年虞犯就「應該」全部交由少年司法體系來處理，而且這種使少年經歷司法程序的作法，也未必是最適宜的方式。
上述建言有兩個值得討論的議題:第一，如本章第四節所分析，雖然有少年司法的美好理想，但是臺灣「現實」環境的各項社會機制、不同體系，並未能同時提升或做好準備；第二，少年司法體系面臨少年虞犯數量逐年遞增，也不禁懷疑法官的角色是否已被擴張的太多。臺灣的司法體系，法院職司審判業務，「司法」原則上是被動、消極的，有關少年犯罪的防治，被認為是司法以外的課題（專家I）。專家I認為，少年法庭法官的本質，可以比其他法官再前進、積極、主動，但是本質還是「司法」，法官去「處理」或「保護」一個少年，對少年及其家庭來說，也可能使他們在司法程序中受到許多標籤。
「…少年法官的本質可以比一般司法人員再往前一點點，再積極一點點，再做多一點連結，可是你的本質還是『司法』，…因為當你法官想做很多的時候，那有時候是離開你的角色…等法官來處理一個小孩子，也可以說來保護一個小孩子，其實也可以說來『對付』一個小孩子，就是我們所有的力量好像來面對一個小孩子，那小孩子很多時候是會被很多標籤的!...比如說一個小孩子在學校被輔導，跟他有時候接受去門診，或是到少輔會去輔導他，到他直接被送到法院，那法院再結合這些人來輔導他，我覺得那種感受不一樣!一個是已經被丟到司法，一個是還沒有…就是你跟小孩子還有他的爸爸媽媽說，我現在把你送到法院去，法院會幫忙你，跟說學校其實會輔導你，或是少輔會的社工姐姐會幫忙你，那感受是不一樣的!我們當然說司法可以做很多，但是基本上還是要保守…」（專家I）
（二）反對論述
關於「虞犯」，在少事法立/修法之際，之所以會將「虞犯」納入，除參考「日本少年法」外，鑑於當時沒有適切的社會福利政策，所以只能仰賴警察權和少年司法權（郭豫珍，2005b）。其實，在1962年前的立法期間，各方對於未升學未就業的少年，群聚街頭滋事，形成社會治安的困擾，也只能仰賴警察單位，早期對少年管控是相當威權而強制的。
周愫嫻、陳吳南（2009）的研究也指出，從我國處理虞犯少年的歷史，可以發現對少年虞犯行為的處理是「政治問題」，虞犯少年是臺灣社會道德恐慌與風險治理的「代罪羔羊」。因為政府把少年虞犯行為納入少事法時，是考量到「立法當時」少年犯罪問題的嚴重性，對於少年虞犯的處理，也是司法處遇優先，配搭教育與社福的部分措施。換句話說，國家藉由立法者、行政者與執法者三者間的力量，希望約束當時的少年「犯罪行為」，利用法律和執法機關將少年人口管束在規範之內。
謝靜慧（2008）則認為少年虞犯的問題，跟警察單位以偵辦刑事案件的思維來處理有關，當警察逮捕到少年時，馬上移送法院，可以因此獲得績效分數。所以，除非警政署的績效評分辦法修改，轉變以預防和保護、輔導少年為主，否則警察單位的現階段作法，會讓少年司法體系的虞犯量繼續增加。
另外，各縣市政府對於長期逃家逃學的少年，並沒有善盡保護安置的工作，反而將少年以虞犯名義移送法院收容，這也是虞犯增加的原因（謝靜慧，2008）。相反的論述，近期警政署全國工作會議，教育單位代表提案表示，希望警察人員在學校裡面篩檢到尿液有毒品反應者，可以先交由學校輔導，不要直接移送法院，但是研討結果，礙於目前的法令，當警察發現少年有虞犯行為仍是必須要移送，否則會構成瀆職罪責，因此暫無法按此方式辦理（專家B）。
「…刑事局的全國少年業務會報…議題大概是說，學校的青少年（包括未滿18歲和已滿18歲）如果在學校裡面有篩檢到他的尿液有毒品反應的話，就希望不要把他移送司法機關去做司法處遇。可是這個研討之後，我們是沒辦法按照他們…因為我們平時開會也有請教這些法官、少年法庭庭長啊，他們說現在少年事件處理法裡面的規定就是這樣，一定都要移送，這是警察機關只是奉法令（少年事件處理法）行事，並沒有…沒有給你一個額外的彈性的空間啦!」（專家B）
自虞犯少年的現況來看，李芳南（2010）在司法實務的觀察，經常發現少年警察隊或家長報告、請求移送虞犯少年時，該少年的犯罪紀錄已經非常複雜，但是仍會被以單純的「虞犯」名義移送，這是因為移送單位擔心少年可能會被標籤化。郭豫珍（2005b）也發現，單純因為「虞犯」事由而被裁定感化教育收容的，幾乎沒有，大部分被裁定感化教育的少年虞犯，其實都有「觸犯刑罰法律」的行為。因此，更不可能將少年虞犯交由社福或教育體系處理。專家M認為，縮小少年虞犯的範圍，雖然可以避免對少年進入司法程序的標籤化效應，但是也相對限制司法工作者對少年的能動性，反而導致少年必須自求生計，陷入無法協助的困境。
二、被排除的論述
在人人自危的社會中，成人認為孩子自然長大是「應該」的，就像成人過去也是這樣隨意的就「長大」了，所以，少年理所當然應該做個聽話、認真讀書、孝順父母的好孩子，對於那些自主性較強，或是用了不正當的方法的孩子，社會大眾是不能容忍的（專家L）。然而，少年會逃家逃學，或是從事觸法（偏差）行為，很重要的原因是家庭沒有辦法提供他充足的「溫飽」和「感情」。「『溫飽』和『感情』對小孩子是很重要的!」，這不僅是馬斯洛「需求階層理論」裡指稱的基本生活需求，還是少年被接納、被關注、被尊重他是一個「人」的事實，當父母或照顧者沒有辦法給予充足的基本生活需求、關係依附時，少年會找到同儕或其他成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通常也容易因此受到利用而觸法。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成人世界的那個『價值』，不曉得打哪裡來，就是說他們會認為這群孩子…我可以不用給他們…他們自然長大是『應該』的!那…又很弔詭是說，有一群孩子他沒辦法自然長大…有一群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或是他創意性比較高，或是他對自己…那個東西…想要有出路，他用不對的方法，我們沒辦法接受!那這一群孩子就倒楣……在臺灣社會…或是華人社會…比較不能接受…比較不能『容忍』這些孩子…那你就要自己去負責!...」（專家L）
「…現在孩子會翹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他家裡沒有飯吃!…因為他身上零用錢又不夠，他會找誰啊？『很多人』是因為人家能夠提供他『溫飽』…你不要以為小孩子不懂…『溫飽』跟『感情』對小孩子是很重要的!...我告訴你因為有『感情』才會玩樂，玩樂不是主要的!那種感覺是我挺你、你挺我那種…」（專家P）
對於虞犯縮減的議題，重點之一在於如果少年虞犯的類型變少，那麼進到少年司法程序被「標籤」的少年人數也會變少，換句話說，就是以標籤理論來思考這個政策的方向。如採用Foucault式的「問題化」論調來進行反思，首先，進入少年司法程序是否等同被貼上「負面標籤」?（對法官/少年/家庭/社區/學校單位而言，「少年司法」的本質、功能與運作形式，與成人刑事司法相同?）；其次，交由其他社福、醫療、警察或教育體系處理，就沒有「負面標籤」的副作用?實際上，少年是因為偏差行為、虞犯行為或犯罪行為，才會受到不同治理體系的處理，少年的「行為」存在是一個「事實」，不管是法院報到的少年身分、還是社工輔導的案主、學校老師關注的高關懷學生、到醫院就診的病人身分…，何嘗不是一種又一種的「標籤」。
思考重點是，除了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外，有權力者對於少年階級的處遇手段，是否能夠透過「關係的建立」，激發少年的意願，並連結少年周遭的生態系統，對其進行「好的標籤」，即給予協助接納，與尊重少年的想法等。每個少年都是成長中的個體，「成熟」的時機不同，成人社會所能給予的，就是陪伴和在少年周遭建置各種「機會」，並耐心等待。在這個思維下，無論少年被安置在少年司法、教育、福利、警政或矯政體系，其實都不是考量的問題，核心原則是「成人社會對待少年的方式」。
至於釋字664號的正解，蔡坤湖（2010）認為，大法官以刑罰的方式來思考少年事件處理法，要求構成要件明確，但是少事法的法規範都是屬於保護少年的處分，諸如少年觀護所、少年輔育院、少年矯正學校等，都是少年的保護機構，只是目前少年觀護所的設備與執行還有改善的問題，所以才會讓大法官誤認為將少年收容在少觀所，是等同於監獄性質的地方。此外，臺灣從早期到現在，社福與教育體制的專業發展，都還無法處理逃學逃家的少年虞犯問題，所以才會求助司法的強制力約束。專家M也認為釋字664號的「正確」解釋，應該是少年觀護所的軟硬體設備，不適合收容少年，但是大法官的解釋文並沒有去督促法務部矯正署改善少年觀護所，成為適合少年的身心鑑別場所，反而認為不應該將少年收容在與「監獄」環境相似的地方。
少年映照出成人自身，對「少年犯罪問題」的反應，也揭露出成人的不安和焦慮，但是「少年」的生命本質就是少年。對於少年犯罪問題的責任承擔，不只是少年個人和家庭，也包括社會、國家。對於釋字664號，李建良（2009）則提出深刻的思考:（一）「國家（對於兒少）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大法官將這樣的國家義務定位在基本國策，而不是基本權，換句話說，是以國家治理的觀點來思考兒少人口保護責任，而不是關注個人基本權益的價值；（二）大法官將國家的保護義務逾越在少年人格權之前，使少年的人格權被國家建構的保護網絡收編；（三）大法官用「最佳利益」的概念，使國家權力「極大化」，得以運用各種保護名義「改造」少年的人格，而不是協助少年發展自身的權利；（四）藉由國家保護的名義，少年人格權已經成為「公共財」（public good），而不是可以自我形塑的「私價值」（private value）；（五）任何形式的教育對人格權的發展有極深的影響，少年的人格權應該自由發展，因此教育制度就必須營造自由而多元的環境，讓少年有自由寬廣的學習空間，「逃家逃學」只是少年逃離國家機器壓制的一種求生方法。
上述見解可以與「國親思想」進行連結思考，美國初始採取國親思想，是以家長保護的姿態，運用少年法院（庭）的方式去干預父母對子女的照顧狀況。但是，這種國親思想未必符合每個少年的成長需求，而且「國親」的家長身分，也可能比原生父母更為規訓、壓制、僵化、不重視權益，國親思想的用意雖好，在實際運用上、在人為操作下，容易產生缺漏、劣質等弊端。少年人格權的自由發展，不應該受到國親思想或國家保護義務的約束。因此，不管是少年司法、警察、教育、福利或矯正體系，在進行任何處遇時，都應該考量少年的人格權發展的自由，而不是以「我們要保護你」、「我們為你好」等偽善的謊言，企圖限制少年的生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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