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遇一個加害人，能夠保護許多的被害人!!!!!!!!!!!!!!!!!!!!!!!!

壹、前言：加害人? 相對人? 需要協助的人!

在因緣際會下，任職於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以下簡稱「家暴處遇協會」）的我，處遇對象是所謂家暴加害人或相對人，多數社會大眾對他們有衝動暴力、酗酒等負面想像。剛開始面對他們時，我也曾有過這些刻板印象，但在實際投入實務後，傾聽家暴相對人的自我敘說，卻不斷地解構我的原有價值觀。

從官方統計與新近的研究觀察，自〈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在1998年公布施行後，家庭暴力事件的通報量從2005年的66,080件攀升至2015年的135,983件（衛福部，2015）。另一方面，由司法院2011至2014年統計數據可知，各地方法院民事保護令核發率約62%。而2011至2015年，法院依〈家暴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裁定加害人處遇，僅有1,104至3,257人（衛福部，2015），處遇率約4.9%至13.9%。

多數家暴被害人受暴後，約有七成仍與加害人同住在一起，家庭暴力行為通常會一再發生，因此為被害人擬訂安全計畫之際，有必要提供加害人情緒抒發管道，及學習選擇非暴力的互動，以避免加害人持續出現暴力行為，造成更大傷害。

實務上多數法官傾向針對精神疾病、酒癮、多次暴力行為或暴力犯行嚴重等，再犯危險性較高之相對人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因此，僅有少數家暴加害人獲得處遇計畫的協助，來改善他們的暴力行為。因為缺乏適當的資源及協助，使得許多有情緒問題或身陷困境的家暴相對人，不滿被害人聲請保護令，導致自殺、殺害伴侶、攜子自殺等憾事發生。

台灣各縣市在處理家暴問題上，有人口、地理區位、在地社會資源條件、社會文化、政府財源等變異性甚高的歷史結構因素（劉淑瓊，2008）。為了建構中部地區的家暴防治網絡，家暴處遇協會自2010年開始，成立「中區防暴中心」，經由公益彩券盈餘的補助，辦理家暴相對人預防性方案，整合台中、南投地區「家庭暴力相對人預防性認知教育輔導團體(以下簡稱預防性認知教育)」、「社工追蹤服務」、「家庭暴力相對人心理輔導」等業務，並銜接台中、苗栗等縣市「社區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團體及督導」，另外，支援彰化縣家庭暴力相對人處遇及成效評估計畫。歷年來，經由本團隊的實務深耕，在以保護被害人及家庭成員優先的原則下，協助家暴相對人降低暴力傷害及減少再犯的危險。

貳、「暴力」是家庭系統的互動失衡現象

家暴不僅是肢體施暴、口語謾罵，「更是一種關係的失衡與生活感受的壓迫」（蕭同仁，2011）。在互動失衡的家庭系統裡，被害人與加害人/相對人同樣受到衝擊，但雙方也都渴望對方或情境能有所改變，而不是以「離開」或「分手」等結局回應。以下分述服務理念及案例：

一、我們都想要有一個「家」

我們在服務相對人過程中，發現到處罰任何一方，對家庭都是很大的掙扎，無論是相對人與被害人，生活上、心理上都不好過。在保護令的保護傘下，確實對於真正長期虐待、衝突的一方是有箝制作用的，但如果能導入「社工服務」與「社會及心理評估模式」，將有助益於家庭系統的復元，並緩和家暴防治體系強制作為所引起的緊張關係，平衡相對人不滿情緒，降低衝突暴力行為，進而導向採取理性、平和的適應作為。

目前，我國在家暴防治議題上採取擴大刑事司法干預的策略，設定家庭暴力是「犯罪行為」，希望藉此嚇阻加害人，然而，刑事司法本質並非滿足被害人的需求，再加上司法資源不足、缺乏與社福等系統間的整合，反而影響民眾對司法系統的信任感（韋愛梅，2010）。

如何在不鼓勵暴力行為的前提下，協助改善相對人與被害人間的衝突，而非以懲罰式的觀點來仇視相對人，或逕對相對人汙名化，提高加害人/相對人（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求助意願，建構貼近常民生活的服務資源，將家暴加害人/相對人視為「需要被協助的人」，而非犯罪人，將是我們需要儘快戮力以對的當務之急（鄭瑞隆，2004；簡慧娟，2011）。

二、【法院預認】歷經失落：老楊的故事

老楊，男性，51歲（圖一），是我們在法院進行「預防性認知教育」，評估可進行社工服務的個案。老楊說自己跟同居人已經共同生活了20、30年，雖然沒有辦理結婚登記，但是他們共同經營小吃店，直到同居人罹患癌症，只好將小吃店頂讓出去，老楊說結束小吃店後，他的所有積蓄和財產，都被同居人拿走，這次通報家暴，是因為老楊和同居人、同居人的女兒及女婿有金錢糾紛，老楊在被激怒的狀況下，又擔心自己錢拿不回來，才藉著酒後對同居人謾罵三字經等言語暴力。

在長達一年的服務過程中，老楊因為同居人過世，內心受創極深，再加上擔憂自己年紀大，無法順利就業、經濟來源短缺、無所依靠等，使得他情緒低落、選擇避門在家，出現有想不開、自我了斷等自殺念頭。

三、【家防轉介】多重家暴者：阿明的故事

阿明，男性，40歲（圖二），因為對案母、案兄弟、案前妻施暴，由家防中心轉介。服務初期，阿明遭逢父親罹癌去世的悲傷，曾喝農藥自殺未遂，而被害人即案母也因悲傷過度，情緒低落，對阿明有許多抱怨。再加上，阿明因手腳受傷，難以求職、經濟拮据，故常藉喝酒麻痺自己，但兄弟間感情不合，常在酒後發生爭執、口角。

在為期近2年的服務歷程，阿明曾因無法勝任送瓦斯工作，面臨失業又求職不順、案母憂鬱症發作，使他受到多重壓力，選擇喝酒麻醉自己，且在案兄弟的挑釁下，引發衝突。整體來說，阿明長期缺乏情感支持，雖然渴望照顧案母、與案兄弟和平相處、維繫與女兒及前妻的關係，但卻常陷入慣有的負面思想和暴力行為。

參、以家庭為中心的網絡合作與服務策略

本協會透過預防性認知教育發現加害人願意改變的意願高達五成，顯示加害人是急於處理衝突卻無好的因應方法，因此，藉由連結司法、社工、心理諮商等領域的「預防性認知教育」與「優勢觀點個案管理」，能建立起密切合作的網絡管道，達成「再犯預防」的目標。

一、防暴新思維的網絡合作：以「協助」取代「懲罰」

在報告家暴相對人的網絡合作時，我們必須坦誠社會對於「加害人」或「施暴者」的資源挹注和協助，並不友善，甚至是排除的姿態居多。家暴處遇協會在多年的實務經驗裡，較常合作的對象，以地方法院、家防中心為主，主要的原因是，在地方法院，經預防性認知教育的家暴相對人，開庭態度較佳，比較能接受保護令等裁定的結果，有助法院的開庭流暢度；而家防中心部份，則期待本協會相對人社工能夠有效管控加害人/相對人再次施暴(或被通報)。

為了踐履服務理念，突破網絡單位合作的瓶頸，真正協助家暴相對人及其家庭，我們以發展「雙贏局面」願景（圖三），即優先考量被害人及未成年子女的安全，並確保社工的人身安全前提下，進行減害策略，透過社工訪視、社會及心理評估、諮商晤談、支持性團體等方式，協助相對人以新的方式回應衝突情境，進而停止或降低暴力。更進一步，協助家暴相對人看見己身的優勢、面對生命的能量，增強其改變的動機，建置支持相對人改變的社區資源，如就業、穩定就醫、規律的生活作息、整潔的居家環境、良好的鄰里互動等。

再者，這種社區處遇的服務模式（圖四），相較於監所、醫療院所的機構處遇，避免將大量家暴案件囤積在司法系統內。謝宏林（2010）研究發現，相較於法律的強制性威權，當處遇人員的態度是柔性、正向與包容時，家暴加害人較能認同處遇人員的合法地位，紓解他們對家暴體制的不滿和怨懟，進而促發加害人自我成長及改變的動機。更重要的是，這種社區化、正向、非應報的處遇策略，不僅有效促成家暴相對人終止或降低施暴行為，也能夠引領司法、警政、醫衛、社政等系統，以更同理的眼光看待家暴相對人、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所面臨的家庭系統失衡壓力，進而以「協助」而非「懲罰」的態度，採取網絡合作的行動策略。

二、家暴相對人預防性服務-「(裁定前)預防性認知教育」

在家暴防治體制，張錦麗（2004）訪談實務工作者後發現，法院體系缺乏與其他專業間的溝通互動，因此造成與其他專業間的隔閡。為了突破這個問題，家暴處遇協會構思了「預防性認知教育」的課程，一方面對家暴相對人施以〈家暴法〉的法律教育，另一方面則透過團體會談評估，連結「司法-家暴處遇協會-家防中心」對家暴相對人的處遇目標。

目前，採用本協會所發展的「預防性認知教育」的縣市，計有台中、南投、彰化、苗栗、宜蘭等。我們主動向法院提出說明，並提出合作方案。法院部份：

（一）提供通常保護令開庭前或已核發暫時保護令的家暴相對人的資料；

（二）在開庭通知單註記「預防性認知教育輔導團體」時間；

（三）通知家暴處遇協會社工到法院印卷攜回。

（四）提供授課場地，及法警協助處理緊急事件。

家暴處遇協會部份：

• 依法院排定日期，由協會社工以電話通知與邀請，鼓勵家暴相對人參與課程，避免因為不熟諳〈家暴法〉等法律，而損及自身權益；再者，課程參與過程，會由課程講師進行輔導紀錄，提供給法官做為裁定的參考，避免開庭時間短促，或法官逕以法律思維做考量，忽略每個家庭所存在的個別壓力與困境。
• 「預防性認知教育輔導團體」以8人以下的小團體方式進行：

1. 課程目標旨在使相對人認知暴力非解決衝突的方法，並學習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律，使相對人暸解「打人就是不對」與「使用暴力就必須面對法律」之觀念，並期能使相對人學習面對衝突時之處理方式。
2. 在團體動力的催化下，會產生「社會再現」的效果，家暴相對人在聆聽其他人的陳述時，會覺察到如何「趨利避害」，避免自己因為情緒衝動等，再次施暴或與被害人起衝突，而重蹈觸犯〈家暴法〉的不良後果（謝宏林，2010）。更能理解有許多人和自己面臨同樣的問題，而問題總是有方法可解決的。

• 團體結束後，由課程講師評估，將個案區分為三級：A級為致命高危險群、B級為再犯高危險群、C級為可能變好，提供法院裁定或加害人處遇計畫參考；並透過回饋單瞭解個案未來服務需求，以評估是否續由社工開案，並銜接家防中心的被害社工，提供後續的多元性服務。

從服務數據可以看出法院和相對人需求的殷切，自2011年至2013年計服務466人次，平均每年服務155人次。2015年總計執行91場次、已達380人次，增加超過一倍。家暴相對人-老楊就是在這樣的契機下，參與「預防性認知教育」後，經講師評估需要協助其面對生活難題、憂鬱情緒等，且老楊也自願接受轉介。講師認為老楊並非「家庭暴力致命高危險群」，亦非「再犯高危險群」，但因為生活無著，可能因為金錢問題，再次和同居人等有衝突，所以，目前可能需要社工追蹤、酒精減害服務、協助就業等服務。

三、家暴相對人處遇服務-「本土化優勢觀點個案管理」

當社區處遇需求不斷增加的狀況下，個案的管理追蹤、網絡間的協調聯繫，預警系統的調控，使得專人專責的個案管理模式，格外顯得重要。這些網絡資源的連結，從量表的分級處遇開始，優先考量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安全」，並導入優勢觀點的防暴個案管理，協助穩定生活，避免他們再次自傷或傷人。

（一）分級處遇：B、C級為主，A級列管於高危機會議

在個別差異的處遇層面，我們運用自行開發的「分級檢核表」、「整體評估表」針對個案進行評估，以具體評估服務效益。首先，經預防性認知教育將相對人區分為A、B、C三級（表一、表二），以C級個案優先，因其改變動機強，容易達成服務目標；至於B級需追蹤有意願接受服務的相對人，則可納入社工服務之個案管理，除透過社工資源連結、家庭訪視、電話關懷等，亦可搭配個別心理輔導或支持性團體。最後，對於A級或B級但高危機個案，因非社工處遇能力所及，則回報列管於地方政府之高危機會議。

表一. 分級處遇參考表

 （引自邱惟真，2014）

表二. 103、104年分級案量及比例

相對人老楊：

分級檢核表：前後測均評為C級。

整體性評估表：（因被害人已去世，故無後測）

【致命危險程度】前測為中危險6分，包括：「酒精依賴或賴用」、「曾威脅要殺死被害人」、「威脅自殺」、「教育程度國中以下」、「社經地位低」、「缺乏社會支持網絡」。

【再犯可能性評估】前測為中危險10分。

【可改變性評估】前測為中度3分，包括「中等智商」、「語言理解能力尚可」、「對被害者有同理心」。

相對人阿明：

分級檢核表：前後測均評為B級。

整體性評估表：

【致命危險程度】前後測均為中危險5分。

【再犯可能性評估】前測為中高危險11分，後測降為8分，但其中動態因素經服務後去除「17人際關係、社交技巧不佳」、19「沒有家庭之外的監督者」。

【可改變性評估】從2分提高到4分，增加「1中等智商」「3語言理解能力尚可」「5願配合保護令或處遇」「6高度改變動機」。

（二）優勢觀點的社會心理處遇、多元網絡聯結

家暴處遇協會的相對人社工服務，採用優勢觀點、家庭系統與生活追蹤之整合服務，將優點個案管理模式，結合心理輔導、認知輔導教育團體、支持性團體。助人關係中尊重案主、陪伴、有目標的、相互的、友善的、信任的、增強權能，焦點在激發案主的希望，讓案主透過自身優勢連結生活情境，以自我增權與思考，導向情緒、生活穩定，達到保護被害人安全，降低相對人暴力。

個案來源，除家防中心、其他機構轉介外，主要透過「預防性認知教育」轉介個案，經評估後開案，以被害人之安全為優先考量，由社工員採取優點個案管理模式為主進行介入，協助連結資源及追蹤訪視，有需要者則轉介心理輔導。由我們的實務經驗發現，經「預防性認知教育」講師評估需轉介心理輔導之個案數占總出席人數約五成，由上述資料可見相對人確有精神或心理診斷、諮商或輔導需求存在。

為此，我們自2010年迄今，經多年的努力，已成功連結中區心理諮商資源，並建置治療師名單，透過內/外聘督導、專題研討會、個案研討等方式，培訓具有「家庭暴力相對人處遇」與「性犯罪」處遇的心理師與社工師，以協助本會執行個別心理輔導、團體治療、夫妻/親子諮商、預防性認知教育等服務。

在相對人老楊和阿明的案例裡，我們試圖陳述一個突破對「犯罪人」的懲罰應報，而導向「協助生命」的家暴相對人服務。這並不是完全基於同情或憐憫的救贖心態，而是我們在生命（社工）與生命（相對人）的交會之際，頓悟如何去突破「加害」與「被害」的二分法，看見家庭裡的失衡關係，進而連結網絡、導入協助的資源：

相對人老楊：

老楊自從參與我們在法院辦理的「預防性認知教育」後，已經能夠瞭解自己謾罵三字經等言語暴力，已經造成同居人(被害人)的痛苦，也觸犯〈家暴法〉的規範。後來，同居人撤銷了保護令的聲請，兩人的關係互動平和，老楊最後也陪伴同居人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歲月。

但是，因為相處近30年的同居人驟然去逝，再加上財物都歸入同居人的女兒等名下，老楊陷入情緒低落，萬念俱灰的他總是認為自己是「沒有用的人」、「不會有人關心」，但在群策群力的動員下，自殺防治志工提供關懷、區公所協助申請中低收入戶補助、就業服務處提供工作機會，老楊也在友人的資金協助下，投資水果攤的生意，慢慢規劃出未來的生活。

相對人阿明：

經由家防中心的轉介，我們介入阿明和案母、案兄弟、案前妻的生活中。阿明的原生家庭關係不良，服務初期，阿明的父親過世，案母因為過於悲傷，加上案兄弟與阿明間的衝突爭執，總會以嘮叨抱怨的方式，對待阿明，而阿明回應的方式，則是激烈的言語或自殺行為(如喝農藥等)。

我們透過與醫院合作，教導阿明自殺、酗酒行為的種種後果，也鼓勵阿明帶案母到精神科就診，以減輕阿明在家內所面臨的身心壓力。

另一方面，我們評估阿明渴望和家人有情感連結，希望自己能就業，但是總以酗酒去因應壓力。因此，除了教導阿明有關〈家暴法〉保護令的規定外（先處理阿明對案母與案前妻的再犯預防），也安排了心理師到宅晤談（減害），更陪同阿明到就業服務處找工作、想辦法先有收入，甚至能以小額零用錢鼓勵女兒用功學業（改變）。

肆、結論：銜接「政策」與「執行」的在地網絡連結

政府及學術界已經意識到家庭暴力防治應有新思維，防治中心應具備整體觀，不僅強化被害人保護，也應將服務拓展到相對人服務，及初級預防教育宣導（簡慧娟，2011）。透過家暴相對人老楊與阿明的案例，我們試圖銜接「政策」與「執行」的在地網絡連結，並為整合家暴相對人服務網絡，提出解決之道（圖五）：

一、建構願景及共識：

劉淑瓊（2008）研究指出當參與的網絡單位具有清晰的願景，就能夠預期投入協同合作可獲得的效益。以「婦幼保護為核心的家暴防治網絡」為優先原則，經由「相對人社工併被害社工」個案研討的方式，我們聘請專家學者提供指導、經驗分享，讓網絡間更清楚彼此工作的服務方式，以達成「安全-減害-改變」的共識。

二、整合中央到地方、發展各縣市的網絡團隊：

「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於2015年12月1日要求提報「家庭暴力相對人預防性方案（含男性關懷專線）」的各地方政府辦理情形、供需資源與成效，並規劃未來推動策略。「預防應該從加害人開始」，透過從中央到地方、各縣市目前發展現況的相互交流，將是本土化的防暴藍海策略。

三、導入理論基礎→擬定目標：

我們主張家庭暴力是導因於「家內關係的失衡」，家庭暴力事件的處理，應該關注「家庭系統」的問題與原因，並試著進行介入。畢竟，多數被害人仍期待與加害人同住在一起，並希望保護令的申請或處遇方案能夠對加害人進行約束，使其妥善調節情緒、停止使用暴力、負起對家庭的責任、甚至戒酒等。

四、「多走一哩路」的行動策略：

在老楊和阿明的案例裡，為落實各網絡間在實務工作上，各司其職，我們經由「預防性認知教育」提供輔導紀錄，助益法官做出有利被害人與相對人雙方的裁定；透過與家防中心被害社工的密切聯繫，達成以被害人安全為優先原則的工作目標。雖然，學者嘗謂「家暴防治社政化」現象（劉淑瓊，2008），但這是個契機，讓我們有機會去影響網絡單位，這是「多走一哩路」的工程，雖然剛開始也許會崎嶇獨行，但後續加入的夥伴勢必會不斷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