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暴相對人社工處遇的倫理兩難
依據〈社會工作師法〉第17條第1項「社會工作師之行為必須遵守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之規定。」，對照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以下簡稱社工倫理守則)的既有規範，我們認為家暴相對人社工處遇必須謹慎運用助人關係，省思是否過度操弄專家霸權，而剝削了相對人的自我決定權。此外，有關與家暴被害人社工、心理諮商、警政、司法等網絡單位，如何在不損害相對人最佳權益下，進行合作? 減少立場不同所造成的限制？上述議題，部分能夠運用現有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進行解套，部分議題則挑戰現有的規範要求。
（一）助人關係與權控議題
社會工作專業使用「助人關係」為工具，以會談、訪視、提供資源等各式方法，促進受助者的最佳權益。家暴相對人社工處遇的「受助者」，並非僅限於相對人，還必須考量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安全風險，甚至整個家庭系統的互動平衡，這是社會工作的價值與責任。然而，社工員在接觸家暴相對人時，仍必須首要考量自己的安全，且有能力從各種資料及訊息裡，評估相對人的危險性。
......我們雖然服務相對人，但照顧的卻是一個家庭......從拿到轉介單的當下，我們要有能力從資料中發現相對人的狀態，並連繫被害人社工間接釐清可能的危險，必要時還得連絡地區派出所瞭解，如果評估是有較高的危險性，務必要求地區警力協助。『在安全的狀態下提供服務，是社工員的基本工作權』，萬萬不可忽略自身安危。」。（D）
家暴相對人多數為非志願性案主，他們經常身陷在負向的家庭衝突、混亂的生活步調裡，不認為己身有問題或需求，部分相對人則礙於法律的強制規定，被迫接受處遇計畫。事實上，相對人希望以防衛姿態保護的，是個人尊嚴、堅守的價值觀、以及對生活的掌控，並相對地隱藏己身面對司法力量的孱弱、規避施暴行為的非理性等。
在當前〈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司法場域中，社工處遇僅被認定為是次級領域(secondary field)的服務，必須從屬於法律理性的限制(曾華源、白倩如，2009)。Reamer（1999）認為社會工作者對價值與倫理的觀點，反映了當時的文化發展與變遷。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世代，貧富不均、失業/劣質勞動條件、家庭結構鬆動等問題，使個人必須更汲汲於確保自身的生計保障與安全。對於這樣的社會情境，社工倫理守則用「以人性尊嚴為核心價值，努力使案主免於貧窮、恐懼、不安，維護案主基本生存保障，享有尊嚴的生活」（第一章總則/第三點）之核心價值來回應。
為了實踐社會工作的價值，在助人關係的建構上，謝宏林（2010）研究發現，處遇人員如果能以「平等夥伴關係」而非「專業權威」角色介入時，較能提升相對人的意願，促進互惠學習的效果。在實務操作上，趁著被害人聲請保護令之際，相對人受限於法律的權控處境，雖然可能感到憤怒、擔憂或不滿，但卻是社工員介入相對人生命歷程的契機，透過相對人與自己的對話，能夠有機會使其面對自己的需求及問題，進而思考解決的方法，此時，家暴事件的司法經歷將成為相對人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而非僅僅壓制施暴行為。相反地，社工員與相對人間的助人關係，也有可能因為負面經驗，或是語言表達不慎，讓相對人誤以為社工員認同其暴力行徑。
......相對人的情緒高漲也許源自於被汙衊、冤枉或是憤怒，接納各種不同的情緒，穩定情緒才能開始協助相對人看到自己的狀態，讓相對人感受尊重和重視，其助人關係才得以建立。......（C）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的家暴相對人也會對社工員提出更多的要求，或在背後操弄、權控著這段助人關係，要求社工給予更多的協助或更大的空間，此時，社工員就需要掌握住「關係的界線」，避免僭越助人關係。社工E就發覺在個案與社工的關係中，有時候會一起玩「關係」的遊戲，使得關係產生了陰影，例如：因為關係中的「權力不對等」，而使相對人與社工員皆可能出現討好或指責的情形；因社會工作定位不明，淪為兩造之間傳話的工具；過度認同相對人，而去指責被害人的不是、司法不公正、社會壓迫；因關係深化，發生情感轉移等現象。
（二）自我決定與保密
「社會工作師應尊重並促進案主的自我決定權，除為防止不法侵權事件、維護公眾利益、增進社會福祉外，不可限制案主自我決定權。」(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第二章/第一節/1.2前段)
家暴相對人社工處遇的課題之一，係社工員應該著重再犯預防，或是專注在家暴相對人的需求，這攸關維護案主自決與保密的倫理責任。對於社工員而言，尊重和促進「案主的自我決定權」是重要的倫理規範，然而，家暴相對人可能有對被害人或其他家族成員施暴的風險，卻是無法被忽略的事實，家暴相對人社工對於「防止不法侵權事件」等，亦負有相當條件下的責任。
社工員因著採行的理論觀點、接受的專業訓練、工作經歷等差異，對於前述的課題會有不同的回應。社工的專業訓練著重對社會問題的診斷，使得社工員慣於看見案主的問題及缺失，採行以病理為主的處遇目標，但將焦點置於再犯預防，容易忽視相對人的自我決定等權利。特別是當社工員以「是否承認暴力」為案主改變的指標時，所運用的挑戰與面質等技巧，可能迫使案主以偽善的面貌應對社工處遇(呂佩如，2016)。
相反地，當社工員不以專家、審判者或教育者自居時，將促進社工處遇的反思，貼近家暴相對人的實際需求，理解他(她)防衛的面貌背後，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動機或考量（E）。此時，如果社工員將焦點轉向相對人的生活脈絡，並導入協助措施，家暴事件就可能在助人者的介入下，以不同的結局畫下句點。即便不然，社工處遇仍不同於強制性的司法權力，社工員必須尊重相對人的意願，而非單方面地強迫相對人接受社工員或法律、社會規範的判斷標準。
......我們的服務不是來拆散家庭的，而是如何協助案家找到『互動的平衡點』，是離婚也罷！是維繫婚姻也罷！非社工員的判準，切勿踩在主導的地位，仍要尊重個案之意願為宜......（D）
可議的情形是，當社工員期待家暴相對人能夠遵循法律的規範，不再以暴力處理家內衝突，但相對人仍重蹈覆轍。此時，僅能陪伴相對人從不斷觸犯法規、遭受處罰的過程裡，學習承擔和面對違反法律的後果，並試著藉此教訓，學習並訓練其他可能的行為模式。這也意謂著社工員了解，在處遇過程中，相對人在不同的階段將有不同的正向或負面變化，而社工員願意在謹守倫理守則及法律規定下，持續陪伴相對人並提供協助，而非逕自以加害人或犯罪人的身分將他們排除在社會網絡之外。
有關保密的部分，實務上有兩個重要議題，第一，家暴相對人社工常需與被害人社工，共同討論處遇過程的合作方式，此時，因為社工必須尊重各自服務對象的權益，但在個案資訊上卻必須互相聯繫，有關保密及其例外情形，是否仍適用社工倫理守則的既有規範？有謂應建立被害人社工與相對人社工的合作機制，即以「家庭安全」為目標，導入專家資源，並建立個案轉介指標、聯繫管道，其次，架構處遇執行的聯繫討論機制，以便就雙方個案的問題評估、處遇狀況互相瞭解（邱惟真、王蘭心、江信男，2016；邱惟真、陳治明，2016）。
有關保密的第二個議題，是社工員如何在協助家暴相對人時，仍維護其隱私、避免烙印產生。家暴相對人的社工處遇，需要深入相對人生活的鄰里社區，發掘各種正式或非正式資源，然而，社工員在蒐集資訊、社區資源盤點時，仍應先得到相對人的同意，並善盡保密的倫理責任。
......相對人○擔心鄰居或朋友會聽到會談的內容，故與社工訪談都將電視機打開，並不時注意門窗後是否有人在外偷聽，不安全感極高。相對人○愛面子，不想要變成他人背後議論的對象。（Ｃ）
最後，當家暴相對人明白表示拒絕社工員介入時，是否可以結案? 此時需要先行判斷相對人拒絕的原因為何，並評估其危險性及再犯可能性，不能完全歸責由相對人自我決定。甚者，社工員必須透過各式網絡，如被害人社工、地區派出所員警、鄰里長、戶政單位或其家庭成員，盡力提供家暴相對人相關的協助。
（三）網絡單位的「排除」與「納入」
家暴相對人的社工處遇需要不同網絡單位間的合作，對於相對人或其家庭而言，他們的需求都是全面的，沒辦法依照政府部門的分工去做切割，目前以委辦方案的方式所提供的各種福利服務，不僅易造成資源重疊供應的問題，也製造了更多邊緣族群，家暴相對人就是適例。
法律是意識型態展演的系統，透過「刑罰」，國家權力以法律形式出現（如監禁、觀護、社區刑罰等），並獲得人民的認同（Garland, 1990）。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論述裡，不同主管機關分別提供被害人相關協助措施，檢警機關則主責「家庭暴力犯罪之偵查、矯正及再犯預防等刑事司法相關事宜」，這已明示家庭暴力是犯罪問題、加害人/相對人不管名稱為何，他們都是犯罪人，需要國家強制力量的管控。此外，政府部門僅提供被害人協助，卻未將家暴相對人的需求納入，也是系統性地對相對人進行排除。
事實上，警政和刑事司法體系僅是國家「政策執行」的一部分，更需要被關注的是「製造犯罪人」諸多社會排除之機制，亦即國家治理者漠視家暴相對人面對的「結構性因素」，並轉向「個人歸因」的犯罪控制策略，認為家暴相對人應該接受懲罰，而非醫衛、福利、教育、勞工等單位的協助。
韋愛梅（2010）分析1999至2008年的統計數據，研究發現當前〈家庭暴力防治法〉擴大干預目標的作法，已經造成社政、醫衛、警政與司法系統的負荷，並且，因為刑事司法系統與社會福利等其他系統間缺乏整合，或是執行目標上的衝突，不僅減弱原本立法所欲達成的效用，也無法使被害人獲得重要的協助並滿足其需求。
社工F就觀察到，家暴相對人的方案執行單位，通常較為積極，但網絡間的單位或機構，卻不一定有相同的心態或做法，更無法強勢要求配合辦理，因為單位間沒有相互隸屬關係，關注的焦點和優先次序也不同。
除了警政單位外，對於介於精神疾患邊緣、酗酒或藥物濫用等，社工員相當需要醫衛系統的協助，惟當前醫衛單位的家暴防治政策與措施仍待積極建構 (柯麗評等人，2005)。此外，在心理衛生與社政合作的權力關係，也有專業上的迷思，社工F發現，受限於專業上的保密責任，心理諮商人員常常未能提供有關相對人的必要訊息，並且，因為不同專業的助人策略，使社工員與心理諮商人員間，可能出現爭奪個案的比較心態與焦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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