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創新的視野

壹、研究問題與意識

學者林紀東嘗謂:「各方對於少年犯罪的注意，固然由於愛惜少年，熱愛國家前途的心情，用意固然極佳，但我們平心靜氣地想：近來各方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有沒有因愛之過深，望之過切，而責之過嚴的地方？我們有沒有把少年的惡性估計過高？有沒有把少年因一時激動，好勇鬥狠的行為，看得過於嚴重？我們有沒有把少年犯罪行為，渲染太過，描寫太隆的地方？」（聯合報，1961/7/12）。

上述的投書論述，也是本研究主要的問題意識，臺灣社會從早期到現今，對於少年犯罪問題的解讀與認識，除了官方統計數據的量化分析外，大多數人都是藉由報章媒體與生活周遭的體驗，來「建構」對少年犯罪問題的認知。其中，除非曾經親身遭遇或聽聞有關少年犯罪事件的消息，否則，絕大多數人都是藉由報章報導、電視新聞等媒介來獲得有關「少年犯罪」的訊息。值得注意的是，在經由報章媒體等管道來得知新聞事件的同時，也會受到媒體所篩檢、編輯的「框架」觀點影響。誠然，閱聽人可以在獲取新聞內容的同時，再經過個人意識或經歷而自行判別消息的可信度，但是不可否認地，絕大多數人在閱讀新聞資料時，只是單面的吸收報導方所提供的資訊，並藉此形成個人對新聞事件的確信。

以下面兩則新聞報導「標題」為例，兩則新聞都是同一天對同一件少年犯罪事件的報導，前篇標題用語所描繪的犯罪人形象，是冷酷殺人、對親人砍殺20幾刀的加害少年；後篇則引用醫生與警察人員的意見，認為該少年的冷靜態度，應該是一種暫時封閉情緒的自我保護的機制，不能只用「冷血」等用語來論斷。

「17歲男殺祖父 燒水洗澡再自首 常被念整晚看電視 昨晨趁祖父入睡 雙刀砍24刀 否認湮滅證據 冷酷答「刀上血沒洗啊！」」（聯合報，2012/11/2）

「孫手刃 祖父案 犯後冷靜 醫：來不及回應創傷 警問犯案過程 都能清楚交代 情緒沒太大波動 甚至傻笑 都屬自我保護機制 不應用「冷血」概括」（聯合報，2012/11/2）

「新聞框架」觀點會在歷史的過程中，受到社會、經濟、政治，乃至媒體產業轉變的影響。更者，社會問題（如少年犯罪）的建構過程，也需要從歷史的角度進行分析（蕭新煌、張苙雲，1988），才能深刻察覺吾人對「少年犯罪」的框架局限，並可能失焦的認知建構。

臺灣在歷經戒嚴時期、解嚴開放、政黨輪替等不同治理格局，與政治經濟的變遷後，對於少年的描述是反映社會的實然，或是價值應然面的論述操作（葉郁菁、魏希聖，2012，頁186-187）。社會學者林端（1998）認為，釐清社會問題與青少年問題兩者間的關係，有助於社會問題的診斷，也可以藉此辨知很多青少年問題是從社會問題衍生而來。這些社會問題包括政治變革、經濟發展、教育體制、家庭結構組成、都市化、人口問題、司法政策等，在「社會問題」的框架中，去探究對少年犯罪問題的認識與反應，能夠拆解對少年犯罪個人歸因的「應然」框架，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去重新建構對少年犯罪問題的治理回應。

特別要說明的是，選擇以《聯合報》做為資料蒐集的來源，主要考量的因素有兩點:首先，在報禁解除前後，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始終是臺灣的主流報業，並且，兩大報業的立場都偏向執政當局，特別是國民黨（倪炎元，1996；彭明輝，2001），而國民黨政府的執政時間較長（包括兩個時期:自遷台後至2000年、2008年迄今的馬政府）；再者，在《聯合報》所屬的「聯合知識庫」中，所存錄的報導資料，在時間、資料形式上，較為完整，在編碼與分析上較為便利。但僅以單一報業《聯合報》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可能產生的不足，則是本研究的侷限。

綜上所述，本研究希望藉由「新聞框架」的理論觀點來解析《聯合報》1951年至2013年6月底止，有關少年犯罪新聞的樣貌與治理回應，因此，研究問題包括:一、歸納分析少年犯罪新聞中，所呈現的「少年犯罪」樣貌，包括對年齡的認定、犯罪類型、發生縣市別、處理單位等。二、探究在不同的歷史進程中，新聞報導所呈現的少年犯罪政策脈絡與變化。最後，期待依據研究成果提具有關少年犯罪問題的省思與建言。

貳、理論與文獻探究

一、從「框架」到「建構」

媒體所報導的犯罪事件，經由記者的寫作、採編、排版、乃至刊載，其中涉及的影響因素相當多，而這其中符號的形塑、名詞的創造，實際上是傳遞了某種權力集團對另一個族群的非難，諸如媒體會主動以特定的符碼框架（如非難或標籤化犯罪人），去支持與強化官方機關所頒佈的刑事政策等，甚至以錯誤的媒體資訊去擬定政策（李茂生，1998；李佳玟，1998；Surette,2007）。

在「消息來源（如某個犯罪事件或刑事政策）→新聞的符碼框架→新聞文本產出→閱聽人」的建構過程中，「新聞框架」在消息來源與閱聽人兩者間，影響最鉅。新聞框架（framing）是指，媒體工作者以符號的方式，將其長期所建構的意識認知、解釋、呈現等，用選擇、強調或排除的方式，表現在其所處理的社會議題上（Pan ＆ Kosciki,1993,p56）。「新聞框架」是指報導文本中所呈現的某些意識型態、對事物的解釋、表現的形式（特別強調/選擇/排除某些部分）等，有許多的因素會影響「新聞框架」的建構，包括:消息來源、記者的意識型態、媒體產業的生態或規範、媒體受到官方控制的程度（如我國早期的「報禁」）等（Wolfsfeld,1993）。

臧國仁（1998）認為，新聞文本的產製過程是不斷受到框架所影響和制約的社會行動。在這裡，「新聞框架」所界定的主導者似乎以媒體為主，但紀慧君（2003）研究指出，新聞的事實建構，是人們藉由選擇與排除不同的訊息，來對新聞事件進行定義與詮釋，進而生產出自己認可的版本。因此，「新聞框架」在消息來源-媒體-閱聽人三者間，會處於一種權力競爭的狀態。換句話說，消息來源、媒體與閱聽人間，在「新聞框架」的供給、影響、建構、訊息獲知和詮釋上，有各自的主導權力，也因此針對同一個事件，消息來源（如政府單位或事件受訪者）、媒體與閱聽人的認識與解讀，未必一致。

對於犯罪事件的報導而言，因為媒體在報導犯罪新聞時，在固定單一的真實建構和意識形態，和時間壓力下，經常會全盤性的接受官方機關的消息提供，此時，媒體的「新聞框架」往往是複製了官方機關對犯罪事件或犯罪人的解釋框架（Hall, Critcher, Jefferson, Clarke, & Roberts, 1978；李佳玟，1998）。換句話說，在犯罪新聞中，大多數閱聽人因為對犯罪事件的真相瞭解有限，所以，所接收的報導訊息其實是官方說法對犯罪事件的解讀。

然而，在這種過程中所產出的報導文本，可能會過度忽略犯罪事件中的加害者、犯罪情境、被害者與相關因素的訊息，而以較負面或責難的方式去認定犯罪人的行為，甚至將「新聞框架」中所傳遞的意識形態，建構成對真實世界的認知（例如:警察的責任是抓壞人）。

二、少年犯罪新聞的相關研究

有關少年犯罪的相關研究，長期縱貫性的歷史研究僅有一篇，且為分階段抽樣（葉郁菁、魏希聖，2012），其他多為短期的資料分析（蘇蘅，2002；陳靜芝，2012；廖品芸，2012；顏家棟，2013）。歸納研究發現，相同點有:（一）以警察單位為消息來源居多；（二）偏重暴力行為的報導題材；（三）用語的選擇與強調，重視較「異常」的部分；（四）都會區的報導量較高。

蘇蘅（2002）分析2000年1至5月份的7份報紙（共252則）和電視晚間七點新聞（中視、華視、TVBS；共99則），研究發現電視和報紙均有過度報導暴力犯罪的情形，並且，兩者都重視由警察單位而來的犯罪者說法，並偏重案發時的事件報導等。蘇蘅（2002）也發現少年犯罪新聞的四種偏差狀況:「異常」的少年犯罪才會被刊登、譴責犯罪人、北部和北高兩都會的少年犯罪新聞比例較高、以更多的篇幅或強化方式報導少年犯罪事件等。

相似的研究策略與結論，陳靜芝（2012）蒐集2011年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的少年非行案例，與蘇蘅（2002）相同的研究結論包括:偏重暴力行為、以警察的敘述為單一的消息來源、偏好報導「異常」的部分、在文字或圖像的處理手法上過於強調等；不同的研究發現則包括:只呈現問題表象、強調感官刺激的娛樂化傾向、隱私權保護、標題的呈現等。

顏家棟（2013）蒐集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的校園霸凌事件報導（588則）、讀者投書156篇，研究發現:外顯的傷害（如肢體霸凌、性霸凌）、公開的投訴或公共場所發生的霸凌事件、參與人數越多等情形，較易被報導。除此之外，霸凌事件的消息來源較多元，且案例大都集中於都會區。廖品芸（2012）以校園霸凌為主題，分析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3月的430則新聞，研究發現:「踢、打弱勢同儕」的內容較受重視、報導形式以陳述性框架居多、以「欺凌者」與「受害者/被欺凌者」為報導對象等。

採歷史分析的方式，葉郁菁、魏希聖（2012）針對中央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以分階段取樣方式，採樣347則，區分為戰亂時期、戒嚴時期、解嚴時期等三個階段進行分析。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發現，包括:一、青少年犯罪從竊盜、單一案件到集團化趨勢；二、戒嚴時期，毒品影響較大；解嚴後，則出現持槍、賭博性電玩、飆車等不同形態；三、戒嚴時期，認為少年偏差行為是一種「病態」；解嚴後，能以較同理和多元的論點看待少年行為，處遇策略也從「高壓管控」邁到「同理關懷」。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聯合報》1951年至2013年6月底止，有關少年犯罪新聞的報導，為主要分析資料，選擇《聯合報》的理由已詳敘如前，在資料的蒐集步驟上，是先自《聯合報》所屬的「聯合知識庫」中，將關鍵字設定為「少年」，篩選出標題與內容含有「少年」的報導資料；再逐一檢視每則報導是否為符合本研究的分析資料。

分析的報導類型包括:

一、事件報導:係指新聞報導的主標題或副標題，有「少年」、「青少年」、「惡少」、「少年犯」、「少男」或「少女」等字眼，並且該則報導中，少年是觸犯刑罰法規的加害者（包括嫌疑犯）。但排除與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有關的報導資料。

二、政策報導部分:有關少年的警政、司法、矯治或福利等法規與政策的重要報導資料，此部分的資料蒐集以立意取樣為主。

最後，在資料蒐集的數量上，1951年至2013年6月底止，《聯合報》有關少年犯罪的事件報導計9,646則、政策報導計627則，共計10,273則。

資料分析的部分，同樣將事件報導與政策報導分開處理:

在事件報導部分，由研究者依據研究問題，自行設計「類目編碼表」（附件一），在閱讀每則報導後，依循年代、標題、事件發生地、犯罪類型、處理中單位等，進行編碼登錄，以利後續分析。

政策報導部分，以質性分析為主，區分為四個不同時期: 第一期為戒嚴時期（1951〜1986年）、第二期為解嚴時期（1987〜2000年）、第三期為扁政府時期（2000〜2008年）、第四期為馬政府時期（2009〜2013年6月底止）。每個時期的分析範疇，首先，檢視該時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勢；其次，歸納整理該時期關注的少年犯罪問題（包括對成因的理解）；最後，分析國家各治理體系，包括警政/司法/社政/教育等對該時期少年犯罪問題的回應。

有關政策報導的資料分析，需要特別要說明的有兩點:

一、四個時期的界分考量，除了解嚴前、後的重要因素外，自事件報導的9,646則資料分析（附件二）中發現，從2000年政黨輪替、扁政府執政開始，少年犯罪報導量從1999年的249則，暴增為2000年的545則、2001年的555則，此後陸續下降，直至2009年馬政府執政期間，報導量更明顯地下降。雖然，《聯合報》的立場趨近於國民黨派系（倪炎元，1996；彭明輝，2001），但報業黨派色彩僅是可能的影響因素之一，其他還需要留意的變項包括:不同時期的政經變化、犯罪類型、國家治理作為等。因此，本研究將有關少年犯罪的政策報導627則，劃分為戒嚴時期、解嚴時期、扁政府、馬政府執政等四個時期進行分析，並希望從歷史時序中，發現其中的脈絡變化。

二、依據資料顯示，四個時期的政策報導都偏重警政單位的作為部分，僅有第一期與第二期有關於少年事件處理法制定與修正的討論。究其原因，可能跟早期少年犯罪事件多由警政單位處理、警政單位與媒體間的資訊互動較為頻繁、少年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會受到嚴格的資料保密管理等因素有關。所以，在資料的呈現上，警政單位在四個時期對少年犯罪的治理回應，將占有較大的比例。

肆、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的呈現，分成五個議題，包括分析新聞標題，並探究早期報導對「少年」的年齡認定與資料保密、過於污名化與寫實駭人的用語、「發生地」縣市別與犯罪類型的偏誤、處理中單位、四個時期的政策報導分析等。

一、非難意識:「不值得保護的犯罪人!」

《聯合報》1951至2013年6月底止，有關少年犯罪新聞的事件報導，共計9,646則，其中，報導的主標題或副標題列有「少年」相關文字者，計4,704則，佔49％。而在9,646則的少年犯罪報導中，還可以更精確地扣除「非少年」（均滿18歲或未滿12歲）的報導量492則，所以，「真正」的少年犯罪報導量應為9,154則。

「為什麼記者會選擇將犯罪事件中，均滿18歲或未滿12歲者，視為『少年』來呈現報導?」，依據資料分析顯示，大部分「非少年」的報導，刊登在1971年以前，而約自1955年開始，司法行政部（法務部的前身）已經開始針對少年法的制定，進行相關討論，其中，對於少年年齡的界定也在討論之列。因此，隨著其後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討論、制定、公布與施行，臺灣社會對於「12歲以上，未滿18歲者」為少年的認定，也逐漸明確化。

相反地，在1971年以前，臺灣對於「少年」的年齡認定是相當混雜的，報導者常將「年輕的（男）人」認定為「少年」，特別是對於未升學未就業等影響社會治安的「流氓」、「太保」等年輕族群，貼上偏差、違反秩序等標籤，惡化閱聽人對於少年的觀感。

在對「少年」的負面標籤意識下，早期媒體對於犯罪事件中的少年，傾向以非難犯罪人的意識來對待，並以詳盡的方式公開個人資訊，將他們排除於社會之外。在《聯合報》少年犯罪報導9,154則中，載明少年姓名、年齡、住所、就讀學校班級、家長姓名等個人資料者，計有841則，佔9％，刊登日期集中於1951至1971年間（97.4％）。

早期報導內容，對於少年的個人資料沒有貫徹保密原則，當記者由消息來源，如警察單位、檢察機關獲得資料後，便將少年的資料詳細地登載於報導內容中。如:「…這個少年名吳慎基，苗栗縣人，住本市中山區通化里通化莊六十八號…」（聯合報，1952/11/30）。公開少年的個人資料，將使少年及其家人難以面對社會大眾的眼光，也令少年更難以從犯罪的淵藪中抽身，甚至歸罪家庭沒有妥善處理少年問題，這樣的做法讓少年及其家庭都受到社會的排除，淪為社會邊緣人。「…一個十三四歲的竹聯幫少年，坦率地告訴記者，他們最怕兩種人，一種是少年組的刑警，一種是記者。他解釋說：前者會「罰」他們，後者在報紙上刊出他們的姓名，學校，父母親大名，將使他們難以做人。…」（聯合報，1960/8/8）。

自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任何人都不得於媒體、資訊或其他公示方式揭露少年相關資訊後，約從1971年左右起，報導內容不再刊登少年的姓名與照片，但在其後的報導中，還是可以發現載明少年住所、就讀學校等足資辨認的報導內容。如「警方說，這名十七歲胡姓少年，前天在和平東路二段四六巷四九弄家中，服下數粒迷幻藥後，居然抓了一根兩公尺長的木棍將母親打傷……」（聯合報，1978/2/16）。甚者，對於報導中已死亡的少年加害者，仍舊會刊登少年姓名。這些報導的手法對於少年與其家庭、學校、社區等，都容易造成負面的影響。

二、污名的呈現及「犯罪恐懼」框架

新聞報導內容中，過於污名化的用語可分為媒體、警政人員兩部分。媒體部分，首先，如形容少年「天生一副賊骨頭」、「瘋狂殺手」、「黑道小教父」、「蝗蟲過境」（聯合報，1954/3/31、1990/8/28、2001/8/10、2005/9/22）等誇張的詞彙，再配合年齡、犯罪手法等，都會加重閱聽人對少年犯罪的負面印象；其次，媒體報導中引用少年無知的語句，例如:行搶時對錄影鏡頭大叫「我搶的啦」、少年供稱「一時手癢」才圍毆劫財等（聯合報，1994/8/6、1994/9/20），更凸顯出少年的不知悔改與劣性。最後，諸如「…少年都在單親家庭生長，更凸顯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可能產生的價值觀、行為偏差問題」（聯合報，2001/8/18），都是以刻板印象的方式在污名化單親家庭與少年。

在媒體引用警政人員的污名化用語部分，例如對尚未確認的犯罪事件，「警方初步研判係不良少年故意縱火」（聯合報，1984/2/15），或是「警方人員感嘆青少年動輒攜刀逞兇鬥狠，儼然成為治安的不定時炸彈」（聯合報，2000/3/15）等，這些用語的發言也許是媒體自行引用或摘錄，但是當這些用語文字成為報導內容後，卻會更加強社會大眾對少年犯罪者的負面觀感，進而認同少年是「治安的不定時炸彈」等負面標籤。

此外，在犯罪手法的描寫上，也過於寫實駭人、使人對犯罪感到恐懼。如在身體凌虐部分，「以燒紅的鐵條插進郭的肛門等方式」、當場解便，逼迫他人吃大便、燒頭髮、拔體毛、用香菸燙身體等；更令人驚駭的殺人棄屍過程，如描寫少年將他人的手部「砍得只剩皮肉相連」、「把頭部都砍裂了」、「開車輾壓，怕江仍沒死，拿石頭猛砸」等（聯合報，1989/1/17、1989/5/23、1991/1/19、2012/3/17）。

媒體在產製新聞報導的背後，需要考量商業利益的獲得，而報章媒體的文字報導，因為沒有聲光的影音效果，所以需要以文字來描繪犯罪事件的「畫面」，所以，舉凡標題、犯罪人的個人資料、犯罪過程與手法等，都成為建構「畫面」的題材。更重要的是，在媒體競爭激烈的市場生態中，媒體做為犯罪恐懼的供應商，需要更多能夠刺激感官、引發恐懼與不安的資訊（Kidd-Hewitt, 1995）。李慧馨（1998）研究發現，犯罪新聞報導的用語，能夠框架出害怕的情緒，換句話說，除了認知上的框架效果之外，閱聽人的情緒也同樣會受到文本情緒意涵所框架。

三、新聞偏差:台北的少年犯罪最多？少年都是暴力犯？

從犯罪事件的發生地進行分析，與蘇蘅（2002）的「集中於北部與北高兩都會」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資料顯示，台北（含新北市）計4,085則，佔44.6％。此外，依照報導量進行排序後，可以發現台北（含新北市）4,085則（44.6％）、台中855則（9.3％）、高雄780則（8.5％）、新竹493則（5.4％）、台南434則（4.7％）、桃園429則（4.7％）、基隆392則（4.3則），前七個縣市共佔81.5％。

台北（含新北市）的報導量將近四成多的原因，除了全國首要都會區的政經條件，更是絕大多數報業與媒體的總部設立地，所以記者分配路線最密集。另外，根據研究指出，早期台北（含新北市）部分區域具有遊樂區大量集中、建築監控效果不佳、人口密度高、教育程度低落等特點，導致少年犯罪人數較多（聯合報，1985/4/1）。

從犯罪類型進行分析（表一），與既有的多數相關研究結論相似（Sheley & Ashkins,1981；蘇蘅，2002；陳靜芝，2012；廖品芸，2012；顏家棟，2013），媒體與官方統計的犯罪情形不一致，資料顯示偷竊與傷害的報導量最高，分別佔1,743則（19％）、1,575則（17.2％）；其次為強盜（1,113則，12.2％）、殺人（1,105則，12.1％）、搶奪（813則，8.9％）、恐嚇取財（659則，7.2％）。前六項犯罪類型累計佔60.5％。此外，如果以犯罪手法是否施暴，來進行篩選，則約有69.5％的報導量。

表一. 《聯合報》少年犯罪新聞-犯罪類型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四、權力的意識呈現:處理中單位

有關少年犯罪新聞刊載時的「處理中單位」（也就是報導發佈時，少年正處於何種司法程序），警察的追緝、逮捕與相關處理，計5,335則，仍屬大宗；其次為法院3,313則、檢察機關428則，其餘單位報導量則為零星個數（參見表二）。

表二. 《聯合報》少年犯罪新聞-處理中單位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由此可知，閱聽人在報導中獲知的少年犯罪事件，「目前」正由警政或司法單位處理中，這個訊息讓閱聽人可以感到「安心」，因為國家機器正著手「處理」製造不安與犯罪恐懼的少年犯罪人。但是，閱聽人所接受的多數資訊，僅是來自警察、法院或檢察機關，對少年犯罪事件的初始或片面瞭解，犯罪事件的詳情、少年的處境與內心動機等，還需要經過謹慎的調查審理後，才能得出真相。相反地，當閱聽人透過片段與單面向的報導內容獲知「少年犯罪」訊息時，可能很快認同國家機器的治理作為，「少年」的形象（可能是失序的加害者、也可能是需要協助的被害者）在報導文字與官方論調的「框架」下，以符碼的方式「建構」，呈現在社會大眾眼前。

五、不同時期的政策報導分析

《聯合報》1951年至2013年6月底止，有關少年犯罪新聞的政策報導，依據不同治理格局的四個時期，研究發現:戒嚴時期，對少年犯罪的歸因偏向「社會結構」，但治理手段卻較為嚴格；解嚴後，在嚴厲的政策回應下，各治理體系卻能逐漸發展多元而軟性的策略；扁政府時期，警政「軟性輔導」的組織與治理作為形成；最後，馬政府時期，以警政為主體的「情境預防」，針對校園與對少年不良場所等空間進行管理。

大抵上，早期的政策報導內容除了「轉述」官方發布的訊息以外，會以社論或專家投書的方式進行較深入的評析；近年來的報導內容則僅以單面向的「轉述」為主。此外，從不同的時期變化，也可以發現「警政單位」在少年犯罪問題的治理上，角色功能由壓制轉向關懷輔導，少年警察的形象透過新聞文本的「框架」被建構，媒體透過複製官方語言，以「保護少年」的符碼支持警政政策的推行。

（一）戒嚴時期（1951〜1986年）-少年犯罪是社會發展的「債務」

1949年大陸淪陷，國民黨政府遷台，其後韓戰爆發，美援進駐臺灣，當時的政府處於不安定的國情局勢中。其後，美援於1965年停止，1971年我國退出聯合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1978年美國與中共建交、1979年中美宣布斷交，臺灣在國際地位呈現孤立狀態。

不同於對少年犯罪的個人歸因框架，而是以社會結構因素深入探究，在《聯合報》1984年9月的「治安問題的整體觀察」系列專文中，就曾引用當時內政部長的用語，認為少年犯罪問題是國家過度追求經濟發展，而必須背負的「債務」，這個社會「債務」的內容，包括:1.重視經濟，卻長期忽略對家庭、教育、福利與社會風氣的轉化；2.對少年行為的刻板論斷；3.教育制度偏差，所導致的犯罪行為增加；4.少年因失學失業所引發的治安問題（聯合報，1984/9/26）。

在此時期的少年犯罪型態，幫派問題為首要，這個問題的惡化與少年失學失業有關，因為無法升學、或缺乏技能就業的少年，容易遊蕩街頭而結識不良同儕，進而結黨滋事。除了幫派以外，吸食強力膠與毒品、賭博性電玩、持有槍械、逃學等問題，也陸續浮上檯面。

從報導的歸納分析也發現，不同的治理體系也隨著年代的推進，對少年犯罪問題成因，提出「異中求同」的分析與解決辦法，警政與法院部分，較注意少年週遭不同系統的影響，與少年法制的建構，矯正與社政則留意到家貧少年的相對剝奪感，教育單位關切心理健康（聯合報，1955/6/12、1959/12/20、1961/10/29、1962/3/15、1967/11/11、1971/8/1）。

在實際的治理作為層面，警政單位關注不良少年的非法組織或幫會（幫派），以及少年打架滋事等，政策方向係「圍堵壓制」，依據不同年代頒定的「防止不良少年滋事巡邏勸導辦法」、「台灣省防止少年滋事辦法」等，於巡邏查察時，如發現少年有問題行為者，則可對其加以:勸導、登記名冊與通知家長、列入不良少年記錄卡並長期監管；對於有違警情形者，可交由警察機關處以矯正教育；發現犯罪行為者，則交由法院懲處，並施以保安處分感化教育。早期司法對於少年犯罪的制裁，也是相當嚴懲取向的，例如少年如有偷竊、犯贓物罪、結夥搶奪等犯行，只能硬性地依照「戡亂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陸海空軍刑法」予以二至三年的感化教育或重刑。更者，因為感化教育處所的欠缺，少年與成人共同監禁收容，重犯少年甚至比照〝流氓〞，送外島收容。

（二）解嚴時期（1987〜2000年）-「嚴寬併行」的少年犯罪防治策略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臺灣社會邁入另一個變動的關鍵期，在國內外經濟、政治結構上，都面臨了極大的變化，大抵而言，本時期是屬於經濟勢盛、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治安問題嚴重的時代。在這個經濟失控、政治權力重構的階段，少年在貧富不均的社會環境下，感染了抑鬱、挫折、煩悶、尋求刺激冒險等負面心理，亟欲尋求發洩的管道，因此，飆車、流連MTV與電玩等娛樂場所，趁勢風靡全台，衍生令人憂心的社會問題。

在少年犯罪樣貌部分，校園暴力與黑幫的問題受到關注；藥物濫用問題從早期的強力膠、速賜康，演變為吸食安非他命與FM2等，再加上人數遽升現象與入侵校園等現象，因此在總統的關切疾呼下推動全國反毒工作；在少年的竊盜問題上，機車竊盜有明顯增加的現象；飆車問題部分，不管是北部或南部、都市或鄉間，因為防堵查緝上的困難，使得警政單位感到相當棘手。

全國層面，在回應暴力犯罪頻仍、青少年犯罪惡質化的問題上，國家首長聲言「強勢作為」、「以強大的震撼力量，徹底打擊犯罪」，力求在短時間內改善社會治安問題（聯合報，1989/9/20）。台北市「宵禁」政策，效仿美國柯林頓總統，勸導青少年不得在午夜至凌晨六點在外遊蕩，或是留置不適宜少年出入的場所。這個措施使得少年犯罪人數急速下降，在「台北經驗」的成功模式下，1998年4月份內政部警政署動員全國大量警力，以「保護」為名，取締深夜留置少年的不良場所，並勸導青少年夜間不得遊蕩街頭（聯合報，1998/3/30）。

在嚴格的治安政策之外，教育單位的校園輔導、少年警察隊的角色轉型，和1997年的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將早期威權時代以警察單位為主的少年犯罪控制模式，導向校園「輔導」、警政單位「預防」、少年司法「處遇」的多元策略。雖然，警政單位在早期已有對少年「保護」的部分概念與作法，但在少年警察隊的轉型後，台灣社會對少年犯罪問題的認知，也逐漸導向「預防為先」的概念，並且在與學校單位的配合上，也逐漸加強。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較為不足的部分是，諸如少年輔導委員會（台北縣市除外）、社工單位等福利機制未能順利建構。

（三）扁政府時期（2000〜2008年）-「軟性輔導」的政策治理

在貧富差距擴大、經濟不景氣與失業狂潮等社會危機中，政黨輪替的政治變局，鬆動政府長久以來的制度框架和思維，也促令政黨重新省思如何回應民眾需求，再加上，民間非營利組織的積極發展，許多社會問題得以發聲，或由民間集結力量來回應問題。

1997年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大幅度修正，改以保護少年的立場進行處遇，配合教育單位輔導中輟生復學、警政春風專案、少年司法的保護性色彩、觀護制度與社工服務等，使少年犯罪人數有下降趨勢。而這段期間的少年犯罪面貌，起初是飆車、校園幫派、毒品等，後來涉及販賣非法光碟、網路虛擬遊戲盜竊、逃學逃家、校園暴力、K他命等。值得注意的是，少年藥物濫用問題，由前期的尋求逃避等原因，轉變為「趕時髦、追求流行」；藥物濫用種類也從安非他命等發展為搖頭丸、K他命與大麻等；另外，由於電腦資訊的普及，使得因為網路遊戲所引發的偷竊、詐欺逐漸增多；最後，販賣盜版光碟涉及違反著作權等法律，少年往往因法律知識的不足，而受到非法集團的利用。

政府採取的治理策略是：促成各縣市警察局少年隊的成立，使少年警察隊能轉換角色功能，以軟性與多元的方式輔導少年。在這個階段，少年警察隊與各個學校進行合作，分配校園責任區，並進行重點訪查，台北市部分，因為有較多的少輔會社工人力，因此也得以和少年警察配搭進行輔導。

從資料分析可知，我國警察人員對於少年犯罪問題的處理，從早期較為壓制、強硬的作為，發展迄今轉換為「軟性輔導」的策略；少年警察的角色功能也逐漸轉換為「輔導者」。早期警察人員對於犯罪少年雖然政策上較為強硬嚴厲，但從報載中仍可發現不少警察人員以「關懷者」的姿態教化、輔導少年，但在少年警察的定位較為明確的本階段，隨著各縣市少年警察隊的成立，伴隨著媒體報導的推展，除了既有的公布家長姓名、到隊輔導與駐校等外，少年警察的多元化「軟性輔導」策略也陸續發展中，諸如到教養單位勞動服務、協助少年安排生活、探望植物人、成立社區關懷志工隊、課業輔導、協助中輟生返家團圓、提供課後自習場所、專業證照輔導、暑期工讀等。

（四）馬政府時期（2009〜2013年6月底止）-「預防性」的情境管理

在本階段，除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困境外，從扁政府的貪污事件，到馬政府執政後的油電雙漲政策等，乃至各種食品安全疑慮等，使人民對治理者喪失信任，也加劇了社會的不安。在臺灣，全球經濟衰退影響企業發展，衝擊原本就已相當棘手的失業問題，直接影響家庭的收入與對兒童少年的照顧品質，這一點可以從高風險家庭的通報件數增長情形觀察到（聯合報，2012/4/4）。

少年犯罪的樣貌包括:校園霸凌、校園幫派、K他命氾濫、飆車等，在治理的措施上，朝向「預防性」地對空間情境進行管理，如:校園治安的維護、地方宮廟陣頭的列管、專案性的場所臨檢等。

校園霸凌問題於近年受到注目，除了我們對「純淨校園」的理想，與擔憂子女在學校受到欺壓傷害外，媒體對校園霸凌的報導數量，與報導內容中對霸凌「過程」的細節描述，也會讓社會大眾感到更加不安。在社會不安的時機，治理者的「高度重視」、「必要時動用法律手段」等高分貝用語，雖然可以迅速回應民眾需求，但只是將「校園霸凌」事件導向「犯罪」問題來處理，以更多的法律制裁與警政力量來進行回應。校園幫派與飆車問題在本階段被持續重視與列管，在校園幫派部分，除了教育與警政單位的合作防制外，警政單位也針對各縣市內的宮廟、陣頭、幫派公祭等進行列管與查證。

毒品問題方面，2009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通過，將K他命等三、四級毒品列入管理，對於使用者或持有者處以罰鍰與毒品危害講習。K他命的氾濫也造成少年虞犯人數的增加，因為三、四級毒品並未實際成罪，但是警察在發現時，仍可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虞犯」條件移送法院。針對毒品問題的治理作為，教育單位以清查輔導使用毒品者為主，警政單位除與學校間建立對話窗口、加強校園訪查、積極蒐證外，也以查緝製毒源頭為目標，追溯毒品來源。另外，台中的檢察單位對於使用K他命後開車或騎乘機車者，也逕以公共危險罪起訴移送。

警政單位對於少年犯罪的預防與處理，在暑假期間以啟動專案的方式，加強路檢、巡邏與臨檢特定場所，一旦發現少年留置不當場所或有被害之虞，就會立即規勸其返家與通知家長-「暑假，是青少年容易犯錯、犯罪的季節，最近有畢業生酒醉路倒街頭，過去曾有女生打工被騙陪酒、染毒，更有販毒集團大量進貨，準備暑假海撈一票，檢警已全面部署，保護青少年不要誤入陷阱。……警方指出，暑假期間將加強巡邏、路檢、密集臨檢網咖、酒店、汽車賓館、遊藝場、ＫＴＶ等場所，只要有青少年在場，都將盤查原因或通知家長。」（聯合報，2013/6/23）。高雄市的少年警察隊除了例行性的專案，也推出「點亮家中溫暖」與「愛相隨」的輔導行動。嚴格說來，不管是從實務行動或新聞報導分析，近年來「警政單位」在少年犯罪問題防治上的治理意識與角色定位，相較於司法單位、教育單位或社福體制等，更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

伍、研究省思與建議

從「新聞框架」觀點結合歷史分析的方式，能夠洞察少年犯罪問題與新聞報導，在不同年代的脈絡與變化，但是，由於本研究僅以《聯合報》1951年至2013年6月底的新聞資料為分析對象，在分析的層面上，會部分受限於資料的「框架」。雖然如此，在這個以《聯合報》為例的少年犯罪新聞研究中，透過「新聞框架」的論點，仍有相當多深具價值的議題可供省思與建言:

第一，在報導標題、用語的呈現與強調上，需審酌是否會惡質化、差異化、妖魔化少年的形象（尤其當少年僅是嫌疑人時，更要注意）。有關少年犯罪的報導，應以能夠引發思考、預防犯罪，或提供相關教養、法律教育資源及資訊（媒體的社會教育功能）為主，避免引起閱聽人對犯罪的恐懼，及誘導少年模仿犯罪手法。

在臺灣，不管處於哪一個年代，少年犯罪的背景是因為家庭經濟不佳、無人照顧，而以偷竊、搶奪或強盜手段，以謀求溫飽或協助家計等，或是諸如甫結束感化教育，但謀職不順的少年，再次結夥犯罪等。這些少年的犯行雖然有個人的責任需要承擔，但是家庭環境或生活困境的問題，不能單以司法程序處理，需要社會福利、勞工、法律、更生保護等單位的資源投入，以協助安頓少年及其家庭。更者，對於某些因為特殊身心狀況而犯罪的事件，如少年因罹患「智力發展不全」、「精神異常」（對縱火有快感、「重度攻擊型未社會化行為障礙」）等，而觸犯的犯罪行為，在報導用語上，不宜一味責怪家人管教，或司法、感化教育成效不彰，而應該倡導對特殊身心疾患少年的醫療照顧，與其所需要的特別服務提供等。

而在犯罪預防的社會責任上，新聞報導應該針對媒體資訊對少年的不良影響部分（如:色情書刊、A片、情色頻道等，使少年在難以自制的情況下，觸犯妨害風化、妨害性自主等罪嫌；電影情節中的竊盜手法、黑幫造型、義氣情節等，也會影響少年對真實世界的認知，錯誤定義「英雄主義」的角色詮釋，並複製影像世界中的作法來解決問題。），提出警語與正確的價值觀念、開放討論論壇，引導閱聽人的思辯空間，善盡社會教育責任。

第二，在犯罪人的個資處理上，依照目前少年事件處理法、兒少相關法規，僅規定少年的姓名與照片不得公開等，但在保障少年隱私，與兼顧社會適應的原則下，對於有關少年的身心特徵與資訊（如心理諮商）、住所、就讀學校、親屬姓名等，也應該予以完整保密。

雖然，媒體對於閱聽人有提供「預警」資訊的責任，以預防犯罪被害的發生，然而，公開揭露少年個資，不僅會導致少年與其家庭受到社會排除、道德論斷、污名化等負面評價，也會惡化社會大眾對少年犯罪的「犯罪恐懼」。兩相權衡之下，報導媒體仍應堅守「完整」保密的社會責任，即便對於已過世的少年犯罪人，也應遵守保密原則，因為少年雖然已身故，但他/她的家人親屬、學校與社區等仍需面對社會的眼光。

第三，在國家與媒體責任上，因為媒體對於社會變動、資訊掌握較為迅速，國家治理者應該長期、機動、計畫性地評析各大媒體報導資訊，以研議整體政策的因應（如常態性的校園法律教育、新興毒品的列管等），並及時動員警察機關、學校及公私部門社福單位，讓不同需求的少年問題都能夠得到適切的協助。此外，警察機關與司法單位對於重大的少年犯罪事件，建議由少年警察隊、少年法庭（院）或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等，對於少年犯罪問題有專業及專責的人員發言說明，並提出呼籲協助少年及其家庭。

媒體並非僅是國家刑事或其他政策發言的傳聲筒，雖然，媒體的確有協助傳遞政策等公共資訊的功能，但在媒體責任部分，就如《聯合報》解嚴時期的報導手法，媒體應該以社論或專家邀稿等方式，對於時事議題，提供深刻精闢的評析、協助促發相關議題的討論，並喚起國家治理者、社群大眾的責任，建置治理者與社會大眾間的意見平台。

最後，在媒體倫理部分，考量新聞的言論自由，建議由媒體自律單位（如記者公會或各該報業內部專業倫理委員會等）進行相關規範與確實執行；閱聽人在檢視報導內容時，也應該針對不恰當的報導標題或內容，主動投書或聯繫各該報業，以協助媒體淨化報導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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