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創新的視野

本文刊載於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資料庫 https://www.tpi.moj.gov.tw/ct.asp?xItem=542969&ctNode=36275&mp=302

「不斷找尋未成年當女友」是戀童癖?還是處女情結?

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卓雅苹

近日報載，有妨害性自主前科的潘○○，在穿戴電子腳鐐之際，仍「不斷找尋未成年」[1]當女友。雖然，報導重點多集中在電子腳鐐的監控效果問題，但本文則希望能從性侵害加害人對「未成年」或「幼童」的偏好，來進行有關婦幼保護議題的探討。

首先，Bering（2012）[2]指出性侵兒童有複雜的生物問題，可區分為:戀嬰兒癖（infantophilia，受到6歲以下孩童強烈吸引)；戀童癖(pedophiles，對青春期之前的對象有性偏好)；戀青少年癖(ephebophilia，受到15、16歲青少年的吸引)[3]。2003年，神經學家Jeffrey Burnsc和Russell Swerdlow描述一位40歲男子因為右內側眼眶額葉皮質出現腫瘤，產生「新發戀童癖」(new-onser pedophilia)，直到腫瘤切除後，好色興趣與行徑才消失，但當腫瘤復發，性衝動的行為也再現。

此外，「少年愛」(hebephiles)是指成年人對青春前期約9至14歲的孩童有性偏好，不若戀童癖被認定是疾病。相較於戀童的性癖好，在臺灣「吃幼齒顧目瞅」的處女情結，再加上，「色情消費被視為是男性體驗性行為的社會化機制」[4]，經常使部分男性誤以為與年幼少女發生性行為，有助男性的陽剛氣質展現。未成年少女的青春洋溢、臉蛋嬌嫩、身材曲線、光滑膚質、對性經驗的羞澀畏卻、滿足成年男性的駕馭感等性資本，佐以網路世界的複雜人際，特別容易令人道德迷失，甚至逾越法律分際，使年幼者容易成為性侵害的高風險族群。不過，我們還是需要對「戀童癖」與「未成年者的性偏好」進行區隔，因為前者有複雜的生理及心理等成因，需要司法監控佐以醫藥治療；後者，則是某種對年幼者的「性迷思」或「處女情結」，認為處女比較「乾淨」或可以「採陰補陽」等文化陋習，需要的則是輔導與教育。

如果，逕將對未成年人有性興趣者，高規格地視為「戀童癖」者，雖然會使「大眾受到保護，情感得以表達」[5]的訴求，得到滿足，但將性侵害犯長期監禁，其出獄後受到監控與標記，這並不是真正處理問題的根源，也就是「不同的性侵害犯，需要不同的處遇治療」，而不是僅賴外控的司法措施，如長期刑、保護管束或電子腳鐐等。Samenow（2004）[6]也建議，行為是思想的產物，性罪犯知道強姦、偷窺、暴露狂、與兒童發生性行為是違法的，他們有很理智的一面，只是欠缺控制自己行動的能力，或是不願意為自己行為負責任，所以，矯治的重點應該協助性罪犯改變思維理路或行為模式。

承上，如果從網絡整合的多元處遇來看，以紐約的性侵害法庭為例，Thomforde-Hauser & Grant（2010）[7]研究指出，2004年紐約州的司法系統關注到，多數性罪犯入監服刑的時間不長，他們經常是在假釋、緩刑或社區監控的狀態下，因此，為能改善刑事司法在應對性罪犯和性侵害犯行的問題，如：缺乏充足的資源，性罪犯管理的有效轉銜機制、多數性罪犯是被害者的熟識者(家內、鄰近社區、學校......)等，執法、矯正和社會服務單位需要結合專家投入前線的性罪犯處遇、被害人服務及社區教育工作，這個網絡整合方案是建置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為目的，並以法院為中心進行網絡整合的介入。

綜而言之，我們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從近期報載事件中，進行不同層面的思考，而不是疲於弭平媒體或群眾的焦慮。Jones & Newburn（2013）[8]主張社會與文化層面的變化，對於不同國家的性侵害犯罪治理，具有相似的政治吸引力，這導致治理者採用相似的立法策略和政策。有關性罪犯的登記立法，媒體的資訊傳遞、被害人家屬的疾呼聲明，都有重要的影響力，這塑造了某種強烈的氛圍，催促政策制定者設法解決性罪犯可能對公眾造成侵害的問題，特別是對於性侵未成年人的犯行，往往引發大眾唏噓韃伐和高度恐慌，要求治理者執行應報的懲罰性立法，但執法後的成效和效應，是否獲得政治制定者的關切、有無進行後續的政策評估與回饋等，卻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回到報載的妨害性自主前科的潘○○事件，我們不清楚該名行為人是否為戀童癖，或對未成年人有特殊性偏好，這可能需要精神醫學或生物醫學的進一步鑑定。然而，對於他「不斷找尋未成年當女友」這件事，除了司法力量的「電子腳鐐」外，我們更可以多加警戒，留意家中子女的網路通訊、關心周遭未成年人的交友互動、提供充足的法律及性別知能、協助設定手機報案APP

等防身措施等，甚至，積極組織社區聯防機制等，來防杜未成年人遭害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