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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犯罪問題的思考上，侯崇文（2003b:14）提醒我們注意:一、全方位：教育、經濟發展、均富政策、擴大就業機會、所得分配等；二、貧富差距的問題：社會階級惡化，貧窮人口增多，貧富差距擴大，城鄉差距；三、家庭價值；四、青少年需要好的社會化。許福生（2009）也觀察到，現行青少年政策的發展，是以問題導向為主，其他發展導向的參與、發展、和平、教育、就業、健康等層面較為不足，這會影響政策如何形塑少年人口的概念，也會影響社群大眾對少年族群的對待方式。

從戒嚴時期到近年，臺灣少年犯罪的型態，大抵而言，就是時代不斷累積的產物，諸如幫派、殺人強盜、恐嚇取財、吸毒、偷竊、飆車/公共危險、校園霸凌等類型，相較於戒嚴時期、解嚴初期，少年幫派、殺人強盜等重大犯罪已有減少，毒品、性犯罪等逐漸增多。相對地，在少年犯罪治理部份，少年警察逐漸轉型（雖仍侷限在績效評比等制度框架），少年司法體系於1997年的變革，兒少福利權益的日益周全，雖使臺灣少年犯罪治理走向不同於美英國家的保護觀點，但卻仍是由成人社會主導的控制模式，「少年邊緣化」的處境，並沒有改變，反而在國家治理者的懷柔策略裡，抹消他們所應享有的公民權益和尊重，導致權力更形弱化。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使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與社會政策上不斷同質化，這種發展有美國帝國主義的陰影，也有國際組織如IMF與世界銀行的推手，更有源自個別國家對西方「先進」國家的迷思，如果不能看清這個表象，思考深層的結構脈絡，則有可能盲從追隨美英國家「全球化腳步」的治理意識型態。

在美英國家少年犯罪治理轉變的歷程，犯罪學理論從關注少年成長的社會結構因素等犯罪實證學派，到反對少年司法過度干預的的標籤理論，與理性選擇、嚇阻的犯罪學新古典學派所延伸的嚴懲化政策等。此外，英國的少年犯罪治理實踐，也應用控制理論的論點，強調父母責任、社區連結、警政等非正式與正式控制機構的作為。

 「Monocultures」意謂單一性文化、同質性文化，綜觀Nils Christie在本章中的諸多議題，大抵可歸納出一個有關「利益」的高明又精緻的文化強權策略。首先，資本主義利用生產制度與消費文化control社群中的每一份子，擁有較多資源的人（有能力的人）選擇用最快的方式保護自己、擁有資源較少的人（無能力的人）則選擇用最快的方式滿足自己。資本主義的高明技巧在於深深抓住人們的需求與慾望，更罩下了一個舖天蓋地的利益取向文化氛圍，從裡到外，讓人們無從躲避，產生的後果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離，及對「速感」的過分強調。

疏離？信任？－初級關係的弱化－國家或鄰里的角色份量？

  「瞭解、支持、尊重自主性」！Nils Christie極具爭議性的提出「犯罪不存在」的論點，其認為只有「行為」是存在的，而行為則被不同社會架構所定義，現代的刑事司法系統則定義了源源不絕的犯罪行為；細察Nils Christie的邏輯論調，吾人則認為現代化社會有如下兩點特徵：一、未能真正認清資源/權力不均的事實。二、未能促進資源/權力擁有者與他者（受刑人、犯罪者、偏差行為者等）間的關係建立，而關係建立的策略包括「瞭解、支持、尊重自主性」。

   「TRICKERY！」在歷經文獻搜索與整合盤思後，腦海中不斷浮現這個字眼。對於階層而言，「犯罪」是中產階級/大多數人民管控底層階級的伎倆，目的在於保護自身的安全、排除危險他者、滿足被害恐懼感；對於國家而言，從美國、俄羅斯到北歐國家，當權者為討好以獲利為目的的資本家（中產階級），釋出各種有利條件（降低勞動保障條件、鬆化經貿關卡等），資本家以低成本（採最精簡的勞動力→導致多餘勞動人口增加）獲得巨利的同時，社會問題（貧窮、失業等）應運而生，國家以刑事司法系統（權力）因應社會問題（高監禁率而非社會救濟/就業政策），底層階級受害最深（再次回到階級間的對立戰爭）！整體氛圍彷彿是右派與左派間的爭辯論戰，「從右到左」的歷程，就像是權力施展的TRICK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