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僅是整體少年政策的一部分，少年政策還包括人口政策、家庭、教育、社會福利、醫療衛生、警政等（郭豫珍，2005a）。少事法從1962年制定、1970年少年法庭成立迄今，乃至1997年大幅度修法，仍有若干問題需待修法或調整，如殘存的刑事文化餘毒、資源/預算/執行/人力不足問題等，但最主要的難題，還是來自社會機制的殘缺薄弱，及議題倡導的不足，使少年司法系統無法達成原初的美好理念。
在少年及家庭福利政策部分，脆弱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單向救助思維，使許多家庭獨自承受各項悲劇，社會工作原應在被排除者與主流社會間，進行協調整合的工作，使低社經或弱勢家庭的結構限制得以被打破，積極協助家庭的動力與功能得以發揮（Chambon et al., 1999/2005；湯淺 誠，2008/2010）。然而，目前切割的方案、片斷的福利服務、僅認同「被害者」基調的政策方向，並不能適切地提供少年及其家庭有效的服務，只是徒增各公私立機構單位在資源重疊與聯繫上的困擾。
國家不安全時期，教育體系代表「國家」規訓人口思想及素質，警政單位也協助將少年人口驅趕回校園；社會不安全時期，新保守主義執政團隊，歸咎升學主義與學校教育功能不足，使少年產生挫敗經驗、偏差的人際相處及價值觀；經濟不安全時期，教育「市場化」，而犯罪集團也將「校園」視為營利場域，警政體系更鎖定「校園」成為秩序控制的圍城。這些「以教育為主，警政為輔」的規訓權力，對少年人口持續進行監管，不僅形成Foucault所謂的bio-power，也是國家治理者的政治策略運用。
當前，在學校教育的淘汰機制下，教師喪失「為人師表」的正向功能，成為協助市場培育競爭力人才，及排斥弱勢階級少年的推手。績效導向的警政體系，再次對成人社會進行「分數」規訓，並運作系統性排除的「政策效應」，製造犯罪少年。上述種種，遮蔽了預防與輔導的實質內涵，權力伸展則以「控制」及「排除」手段呈現。
比較美英國家與臺灣發展模式的異同，美英國家的少年犯罪治理是「由寬趨嚴」，即自國家親權主義（美國）、福利與保護本位（英國）等觀點，在主政者「個人歸因」及「社會不安全治理」/「透過犯罪來治理」的策略下，利用社群對犯罪的恐懼，來遂行對少年犯罪治理的嚴懲化。其中，社會不安全的氛圍、媒體渲染與政治語言的疾呼等，是催化的媒介；臺灣的發展部分則是「由嚴轉寬」，不若美英國家將少年視為「成人化」的個人責任承擔與應報思維，臺灣對少年人口以「兒童化」、「學生化」等形象建構，傾向利用家庭與學校場域「控制」少年的偏差行為，以達「保護」少年的政治宣稱。換句話說，美英經驗與臺灣發展，在「少年犯罪政治化」的治理形式上，互有消長，但也都具有某種程度「責備被害者」的治理意識型態。
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不同於美國自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同於英國的福利國家危機。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實踐是從威權國家體制啟航，直接導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劇變，這些轉變下出生的新世代少年人口，並未經歷上一代的政經情勢震盪，而是享有炫目繁多的經濟成就及資訊媒體。
少年司法體系，以1971年、1997年為知識區劃的分期，使少年犯罪治理由成人刑事司法，導入教罰並重（實為懲罰性質），繼之，轉向教養保護的立法原則。臺灣少年司法體系的歷次變革，並未藉此翻轉國家治理者，及成人社會對待少年階級的態度，尤其是有觸法經歷的少年，諸如福利、教育的排除機制，和美英國家不分軒輊，甚至更為惡化。警政體系的政策效應及績效導向、刑事司法的文化遺毒，與少年矯正機構的資源投入不足等，都不過是國家決策的系統性排除效應。
英美傳統文化對於貧窮問題，將其區分為「道德的窮人v.s值得同情的窮人」，對於無業遊蕩者，早期也是傾向將其視為犯罪人，認為他們可能造成社會失序的隱憂。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雖然建構福利國家模式，但是沉重的政府財務負擔及福利依賴問題，使英國社會對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感到質疑。美國則自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美英主政者有意識的帶領下，轉向新自由主義治理，大幅邁向開放市場經濟、去管制化與國家責任的削減，這些做法促成更嚴重的社會不安全氛圍，「少年犯罪問題」則成為政治策略運作的議題。
馬克思主義的初衷，是期待每個人都能發揮己身的潛能，而馬克思主義犯罪學與主流實證犯罪學理論的不同，即在於馬克思主義犯罪學更關注「理想」而非「現實」，這與「少年」的本質相同，多數成人是活在「現實」的框架下，因為已經歷練許多成功和挫敗，而更屈從於「現實」，「少年」則是擁有獨特、想像的未來。此外，Foucault治理性的「權力」論點，與政治權力有重要關聯，雖然，其反對馬克思主張的進步歷史觀、階級的壓制權力等，認為權力是存在各種制度性的支配關係裡，然而，對於少年人口的治理（特別是犯罪控制），國家治理的「權力」毋寧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